中国古代的史书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若以影响力排名必然应该首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毕竟司马迁和史记的威名在史书行列无人出其右;若以规模体系和精良程度来衡量,则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莫属。
《资治通鉴》号称“帝王之术”,自成书的宋朝以至后世,凡帝王将相,深谙政治的老手,无不将其视为瑰宝,奉作圭臬。
《资治通鉴》为什么能够有着如此之高的盛誉,作者司马光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其中的奥秘绝非空穴来风,自然有着它作为集大成者的成因。
一是连贯性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一般情况下,史书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为主要体裁。
纪传体是以单个人物的生平经历为篇章,全书的时间书讯有着重叠穿插,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编年体则是以时间为轴线,按照时间的递推发展顺序,记录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资治通鉴》全书共有294卷,记录由公元前403年(司马光角度的春秋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计1362年的历史。
中间没有任何的停顿和断代,司马光为保证《资治通鉴》的完整连贯性,历时19年对以往所有的言官正史、散佚趣闻进行搜集考证。
二是实用性
灿烂的文明历史长河中,不乏有很多体裁的文学著作,有的专门供人赏心悦目之用,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子虚赋》,这种题材几乎没有任何经世致用的价值;
有的像唐诗宋词,作者托物言志或是寄情于景,激励之功有余,解决问题之法不足,唯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可以直接拿来实践的著作。
采用正叙、倒叙、插叙、比拟的诸多文学表现手法,将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形象性格分析的入木三分,特别是延续司马迁《史记》的风格,对每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给予客观公正的论断。
比如《通鉴李陵》记载:
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司马光借司马迁的口吻评价李陵,以步兵5000迎战匈奴数万骑兵都没有丝毫畏惧,只是由于弓箭用尽才失败,最后给你一句相当之高的论断,即便是古时候的名将也不过如此。
三是规模性
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言下之意是说,即便是将是此前的十七史全部读完,都不可能读尽《资治通鉴》,由此可见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其规模之宏大已经达到中国史学界的最顶端。
毫不客气地说,司马光等于将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以前的历史重新考证修订一遍。涵盖文化、经济、军事、科技、农业、手工艺等放方面的记载。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将先秦百家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将各家之言的发展顺序和内在的关联进行系统深入地剖析。
军事方面更是能够将历史上的大型战役进行详细地阐述,将各家的兵法布阵一一寄予描述。再以李陵传为例子,司马光把李陵浚稽山与匈奴对峙的场面进行详细地描述,具体细致写出李陵所使用的排兵布阵的特点。
首排的士兵左手持盾牌,右手持戟,后派搭弓射箭。即便是三万匈奴围攻都不能使李陵军战败。李陵仅仅依靠这些步兵的基本战斗武器都能够击杀匈奴,一副步兵追着骑兵砍杀的场面活跃读者眼前。
难怪梁卓如先生评价《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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