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中文网络上出现了一种论调，将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称颂为“非洲以色列，发达国家”；相比之下如今的南非“金砖”褪色则被归咎于曼德拉等人治国无能，所谓“原先的花园城市，非洲乐土，如今变成什么样子，有目共睹”云云。乍一看，仿佛有理有据令人唏嘘；细察之，则不免大谬了。
谁的南非
要正确看待种族隔离（1994年前）的南非，首先需要搞明白一个问题：谁才是南非的主人。网上流行一种论调：“黑人压根不是南非原居民”，于是“所谓南非黑人运动，其实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事实上，这一看似釜底抽薪的论断，不过是重拾种族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在1975年6月洛杉矶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南非学者（C.p.Mueller）就曾公开声称：“班图（黑）人不是土著。他们是在荷兰人和英国人之后才到达（南非）的。”言下之意，无非是要证明白人乃是来到了“无主土地”，并理直气壮地根据“先占”原则将其据为己有。
诚然，起源于中非大湖地区的班图人并非南非的正宗土著，但考古发掘的实证材料资料也已证明，他们早在公元二三世纪就来到了林波波河（Limpopo，南非与津巴布韦的界河）两岸，并继续向南方迁徙。
到十五世纪末，班图人已南下至今日的东开普境内。反观荷兰人在好望角（即开普）的殖民地，晚至1652年才建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百二十五名雇员在范·里贝克率领下在此登陆，建立要塞，以便向该公司往返于阿姆斯特丹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航线的船只提供食品和淡水等给养。
退一步讲，荷兰殖民者又是怎样对待班图人之外南非境内最古老的居民（科伊-桑人）的呢？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这个肤色棕黄色的民族很早就与其它“走出非洲”的人种分道扬镳，甚至白人与班图（黑）人之间的亲缘关系，都比他们与科伊-桑人之间的关系要近得多。
然而，科伊-桑人对于南非无可争议的优先权并没有能阻止白人的鸠占鹊巢。他们的两个支系，桑人（从事狩猎的猎人，欧洲人称为“布须曼人”）在南非境内彻底被消灭，遭到种族灭绝的悲惨命运；科伊人（从事畜牧的牧人，“霍屯督人”）也不再成其为独立种族，只在混血的有色人中留有后裔。
显而易见，殖民者的所谓“先占”原则虚伪不堪——班图人之所以幸免，只是因为他们已然步入人口稠密并掌握铁器的农业社会，使得殖民者无法赶尽杀绝而已。
另一方面，与通常想象中的一小撮自诩“社会精英”的殖民者在现代化的城市里过着人上人般的写意生活不同，进入南非的荷兰殖民者确确实实是字面意义的“殖民者”，他们大多来自荷兰社会底层的破产农民，家徒四壁的简陋房舍中，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只在简易木架上摆放着唯一的书籍——《圣经》。
大部分荷兰殖民者从事农耕和放牧（一般仅生产少量自给粮食，牧业所占比重更大），他们的称呼“布尔人（Boer）”，在荷兰语里就是“农民”的意思。令人倍感吃惊的是，布尔人的牧业水平与当地班图（黑）人相比竟难分伯仲，平均一英亩牧场只能养一只羊，五英亩养一头牛。
对远远谈不上掌握了先进生产力的布尔人而言，不断扩大占有土地面积成为农场制度得以发展的必须（通常一个布尔农场占地至少在六千英亩以上）。
好在经营这种粗放牧场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有限，一匹马、两辆牛车、一支步枪足矣——马匹使布尔人在速度上超过善于奔跑的非洲人；牛车使他们能够运载全部辎重翻过峭壁陡坡进入内陆，并迅速由迁徙转入定居；三者中最重要的步枪则使布尔人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帮助他们以较小的代价强夺了南非的大部分富庶土地。
至于土地原本的主人黑人，要么被赶进“保留地”，要么沦为布尔农场里的劳力（奴隶或佃户）。这样的土地格局，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到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末日。
“穷白人”与种族隔离
布尔人经营单纯农牧经济达数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金矿的发现及其矿业经济的发展使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矿业的大爆发使得淘金者蜂拥而至，扩大了农产品需求。
从1880 年起，资本迅速积累加剧了布尔农场主的社会阶层分化，许多布尔小农场主破产沦为垦户。为节省开支，大农场主往往以廉价黑人取代白人垦户，勤劳的班图小农在经营水平上很快就超过了早已丧失劳动习惯的布尔人（荷兰殖民者自视优等民族，养成了典型的奴隶主意识，鄙夷一切体力劳动）。
残酷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不仅迫使荷兰人的后裔丧失了政治独立，更让阿非利卡人（布尔人的自称，意为在非洲出生的人）的处境雪上加霜。战争中他们的财产被毁，妻离子散，战后虽然英国人慷慨地将新成立的南非联邦（1910年）政权交托给他们，但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贫穷布尔人比比皆是，这些被迫到城市谋生的白人既无现代生产技能又缺乏投资资本。
1932年由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几乎五分之一的阿非利卡人可以归为“穷白人”之列。这些穷白人“目光短浅、不负责任、无信用、自卑、不自重、无知、轻信以及缺乏进取心……绝大多数穷白人确信自己比非欧洲人身份更优越”。
怀有种族优越感的“穷白人”在就业市场上面对廉价黑人劳动力强有力的竞争。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是，种族歧视导致的黑白工人之间不同的劳动力价格（1911 年南非金矿中白人与非洲人的工资比例为11.7：1），反而使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在职场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对唯利是图的企业主而言，假如以黑人工人取代从事同一工种的白人工人无疑可以降低开支，扩大利润。
随着黑人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白人工人（阿非利卡人占四分之三）越来越感到其经济地位摇摇欲坠，不满情绪日益膨胀。随后便发生了更荒诞的一幕，1922 年，南非爆发一万八千名白人工人参加的兰德大罢工，阻挠矿业主以黑人替代白人。
理应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但排除了黑人参加的白人共产党率领着游行队伍与政府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他们高举的标语旗号竟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为一个白人南非而斗争！”
这次抗议最终以失败告终，七十六名白人工人被白人政府杀害。实际上，真正改变“穷白人”命运的是南非特殊的政治生态。在南非联邦成立时，在将近六百万的总人口中，欧洲人只占21%，“南非联邦实质上是两派欧洲人为了更加牢靠地剥削非洲人民而成立的联盟”。
而在南非的一百二十七万欧洲人中，荷兰裔的阿非利卡人则对英裔居民占有超过二比一的优势。这就产生了一个必然的逻辑：全南非范围的“一人一票”将立即使白人（无论荷兰裔还是英裔）丧失政权，而赢得拥有选举权的大量“穷白人（大多数是阿非利卡人）”的支持却能够使阿非利卡人的政党在仅限于白人的“一人一票”选举游戏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借口“土著居民的经济生活危害白人经济生活”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出台。1922年出台的《土著事务法》开始从法律上实行白人和黑人“分别发展”的做法（越来越多的黑人居民被赶入仅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所谓“黑人家园”，成为南非国内的“外国人”）。
1923年颁布《市区法》，规定黑人只许住在离城十到十五公里的特定郊区，由政府官员管辖。此后黑人不得居住于隔离区之外（除受白人雇佣的黑人佣工以外）。1924年通过《工业调停法》，黑人工人在法律上不被视为“从业者”，事实上剥夺了黑人罢工的权利。
凡此种种，可以用两句话总结：第一，除非是需要非洲人的劳动，否则不准他们进城；第二，“可以让他们为我们（白人）干活，但不能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处”。特别是1924年颁布的《文明劳工通令》，更是明确责成南非的国家机关并“建议”一切私营企业公司，以白人代替非洲人来担任所有需要专门技术的工作（skilled work）。实际上这就是把待遇好的“文明劳动”保留给白人，而把待遇不好的“非文明劳动”扔给黑人。
这种工种保留制度为白人确保了几乎所有的技术工种，避免了白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与黑人的竞争，从而保证了白人占据劳动力市场的优势地位，其中阿非利卡工人成为这一制度最直接的获益者。1946年时，多达四成的阿非利卡人仍是蓝领工人，但1977年从事白领工种的阿非利卡人人数已上升到65%……可以说，“穷白人”作为一个群体，神奇地消失了。
“发达”国家的幻象
实行种族隔离（“分别发展”）的南非一度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在从1932年到1972年的四十年时间里，平均每七点四年国内生产总值就翻一番。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南非的经济增长速度竟可与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日本相匹敌。
一时间，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比勒陀利亚、德班等南非大城市都可以见到绝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西欧、北美大城市的市容：高耸豪华的写字楼大厦、四通八达的整洁的街道、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广告牌、美丽的街心公园、新式的双层电车；大多数南非白人拥有自己的独栋住宅，有的还带有游泳池；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南非白人的汽车拥有量为每千人三百八十六辆，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致相当，与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的差距也并不悬殊（每千人拥有五百零七辆汽车）。
这或许就是彼时的南非被现在一些人吹嘘成“发达国家”的原因。可这只是一个幻象，建立在“黑人不算人”基础之上的幻象。假如以按照欧洲居民人口来计算国民收入水平，南非确实可以列入发达国家。
但在劳动力市场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全国99%的工程师、78%的自然科学家、91%的技术人员、72%的技工都由白人充任；其结果是，要是按非洲居民人口来计算的话，南非的国民收入水平则属于最落后国家之列。
1983年，亚裔（主要是印度人，日本人算“荣誉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南非白人的37%，有色人种是26%，居住在城镇内的黑人是22%，居住乡村的黑人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只有6%！
生活在南非当局圈定的“黑人家园”中的黑人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赤贫中。这就导致种族隔离的南非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南非最富有的20%的人拥有该国财富的75%（美国是不到40%）；南非的基尼系数竟高达0.61——而这个系数在0.40以上已经意味着贫富严重不均了。
另一方面，不管白人统治者愿不愿意，从南非联邦建立的1910年到结束种族隔离后的1996年，南非人口总数增加了六倍，从不到六百万增加到三千八百万。直到1948年，白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保持不变，维持在23%左右，但之后开始急剧下降，到1988年已经降到14%左右。
除去比例较小的有色人种和亚裔之外，黑人始终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在将黑人人口计算在内的情况下，南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能退居世界第五十三位（1985年），与马来西亚相当（第五十四位）而远低于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第四十六位），从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地位就不难理解，以此排名归入发达国家恐怕是有些勉强的。
实际上，南非虽然堪称非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制造业在南非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46 年的13%上升到1981年的22%左右，成为南非的首要经济部门；但它的工业制成品主要出口对象只不过是更为落后的非洲大陆各国，其主要竞争对手也只是另一个非洲国家——埃及，可见其技术含量并不像如今被一些人宣称的一样高大上。
从根本上说，南非的经济基础仍然是靠天吃饭的矿业。其国内著名的矿床有黄金和金刚石矿、铀矿、石棉矿和锑矿、铬铁矿和锰矿，尤其是南非的黄金储量雄踞世界第一。长期以来，矿产都是南非财政最大、最稳定的来源，矿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七成，其中黄金占出口总值的四成。
正是黄金为南非发展制造业所需的进口机器设备提供了必要的外汇。这与中东地区的伊朗、（海湾战争前的）伊拉克等国依靠丰厚的“石油美元”进口机器发展工业的做法，其实殊途同归。
最能体现南非工业实际成色的莫过于汽车工业。在南非的制造业中，汽车工业居于核心地位，所有经济活动的八分之一几乎都同汽车工业有联系。
1959年，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帮助下，南非在约翰内斯堡东南建成一座汽车制造厂，第一次生产出了客车，并用进口的部件安装内燃机和柴油机。名义上，1960年，南非生产汽车八万七千辆，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但实际上，南非产汽车的国产化率不足两成。即使经过了十年的努力，在年产量翻了一番（十九万五千辆）的情况下，南非产汽车却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直到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时，南非的汽车生产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却仍以组装为主，实际上只不过是美国、欧洲及日本各大汽车厂商的代工厂而已。
种族主义者的善心？
无论如何，南非的白人政权有一整套严密的种族隔离法令、一部完善的国家机器、一支在南部非洲首屈一指的强大军队；如何会在1994年自愿结束自己的统治呢？
这当然不是因为种族主义者良心发现。不可抗拒的内外压力才是种族隔离制度寿终正寝的真正原因。其中，国际制裁当然是一个因素。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就感叹道：“整个世界都站在我们这边。
非洲统一组织、联合国和反种族主义运动都会继续对种族主义政权施压。国际社会孤立南非的每一次努力都增强了我们斗争的力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开始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1973年欧佩克组织对南非进行石油禁运。
不过，由于欧美国家与南非的特殊的利益关系，西方国家并不支持对南非的经济制裁。直到 1986年之后，美国、欧共体等终于改弦更张，开始实质性制裁南非，才令南非白人政权真正沦为“国际弃儿”。
但在此之前，南非的经济局势已然表明，种族隔离制度终于走到尽头。1981年后，南非经济陷入长期衰退：1982年为-0. 8%，1983年为-1.8%，1985年为-1.2%；尤其是南非的制造业，在1980-198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是-1.2%，这在南非历史上前所未见。
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南非的工业化建立在引进外国技术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基础之上。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唯有在南非仍有大量矿产资源换取外汇，且在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它才能良好运转。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非矿产资源开始枯竭，或者开掘难度越来越大，就像金矿的开采越来越深、越来越难以开采一样，国际市场金价的下跌（从1980年的每盎司八百五十美元降至1985年的三百一十七美元）更令这一局面雪上加霜——每盎司黄金下跌十美元，南非一年就要损失两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种族隔离制度曾使黑人成为廉价劳动力的源泉，所谓南非经济“一方面依靠欧洲人的创意、组织和技术，另一面依靠上百万的土著劳动力”。但当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时，这一制度却无法提供所需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工人。
1981年南非白人政府委员会的报告坦率指出，为了保持南非经济每年4.5%的增长率，每年必须培训两万三千名技术工人和九千五百名技术人员，而当时实际能提供的只有一万名技术工人和两千名技术人员。一方面，南非军队只招募白人（每一个十七至六十五岁的男性白人均须服兵役，而黑人不许持枪），庞大的军队（常备军超过十万人，加上一级预备役可达二十七万人）占据了本已缺乏的大批白人劳动力，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耗费。
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工种保留”的规定，失业率高达一半的黑人也无缘填补技术工人的巨大缺口——由于南非白人政权在教育上的歧视性做法（白人和有色人种享受义务教育，黑人教育费用自理），即使居住在城镇的黑人也有三分之一是文盲，以至于在1976 年进行的技术工人证书考试中，当时全南非两千五百多万非洲人中只有两百零七人通过了考试，而在 1977年进行的同类考试中，总人口只有四百多万的白人考试合格的就有一万多人。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制造业的发展要求向南非各产业部门提供专业人员至少三百七十万人，其中两百万人需要由非白人提供。种族隔离制度若不打破，技术工人严重缺乏问题就无法解决，南非经济就不可能发展。
换言之，仅从经济领域而言，种族隔离制度也已经是在作茧自缚了。世界银行1987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南非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掉入世界最差国家之列。更不用说，就像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早在1960年2月3日告诫冥顽不化的南非议员们的那样，“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非洲）大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民族意识的这种增长是个政治事实，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是事实，并且在制订国家政策时把它考虑进去。”
目标“非洲人的非洲”的黑人民族主义不可遏制地成长。迟至1989年，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政权的末代总统德克勒克才认识到了这一点，“南非只有走和解之路，并为所有的人创造公正、公平、平等的机会，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对（南非）白人来说，把持权力意味着冒险——面临一场革命的危险。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由少数人掌权而不导致那种结果的。”
总而言之，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后的新政府接手的远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发达国家，而只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烂摊子。虽然新政府的举措（诸如“黑人经济振兴”政策）不乏可以诟病之处（譬如对白人的“逆向歧视”），但这恐怕也不是将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美化成天堂的理由——无论如何，对绝大多数国民而言，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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