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硅对钢的胜利
1991年1月17日凌晨，当美军第一枚导弹砸向巴格达时，睡梦中被惊醒的萨达姆并不怎么惊惶。
此前几个月，美国一直忙着调兵遣将，海湾地区已经集结起美军三个航母战斗群，但萨达姆充分展示了楞的不怕横的二愣子本色，在他看来，自己手下拥兵百万，要人有人，要装备有装备，跟谁打也不怵。
意气风发的萨达姆，如今坟头草都两米高了。
单从纸面上看，当时伊拉克军队常规武器装备，比当时的中国军队还要强些。萨达姆的如意算盘很简单：美国人接受不了多少牺牲，只要把美军拖入战争泥潭，迟早能把美国人的耐心耗没，然后退兵。越南战争不就是如此么？
但这一次，剧本变了。
严阵以待的伊拉克军队，并没有看到预想中的敌人，朝他们飞袭而来的，是100多枚来自美军军舰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代号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
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伊拉克军队始终没有看见一个敌人，只有数千枚导弹从天而降，将伊拉克的防御系统摧毁殆尽。与以往司空见惯的地毯式轰炸不同，这一次取而代之的，是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打击:
对伊拉克参谋部的空袭，炸弹直接准确地从烟囱里钻了进去；对飞机库的轰炸，美军先炸开大门，再把导弹送到机库里；装备先进传感器的预警机，使伊拉克飞机刚起飞便被发现击落，根本没有机会升空。
整个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原来，打仗还可以这样打？
后来的地面战争大同小异，看似强大的伊拉克百万雄兵，在多国部队的各种高精尖武器打击下，如摧枯拉朽一般灰飞烟灭。这场仗打下来，美军因战事死亡的士兵还不到200人，给全世界上演了一课什么叫高科技战争。
海湾战争中大显神威的战斧导弹
当时冷战已接近尾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作战思维还停留在二战时期，以为只要凭借钢铁洪流和人海战术就能取得胜利。直到海湾战争才发现，时代变了。
当时伊拉克军队装备的是一水儿的苏制武器，其中T-72坦克与美军M1A1坦克的性能对比，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
发生在巴士拉南部的坦克大战中，美军以近乎0的代价将200多辆伊军坦克全歼，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T-72和M1A1同属第三代坦克， 为何差距如此之大？
原因在于，两者在信息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M1A1普遍装备热成像仪、先进传感器和计算机火控系统，使美军能够先敌发现，先敌开火。
这场战争，后来被媒体称为硅对钢的胜利。
这是因为，美军使用的诸多高科技武器，从导弹、预警机、电子干扰机、隐形战机，到幕后功臣GPS系统——所有这些高科技装备，背后所倚赖的核心技术，都是半导体芯片技术。
而这一切优势的背后，是美国发达的半导体工业。
苏联半导体技术的止步不前，使得第三代苏式装备与美军有了明显的性能差距:苏-27装备的火控雷达，计算速度只有17万次/秒，而美军同代的F-15，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000万次/秒。苏联导弹命中率有60米的误差，而美军导弹只有15米。
这种差距，追根溯源，来自过去半个世纪里，两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的不同选择。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历史的每一次轰然巨变，源头往往都隐藏在并不起眼的细节里。
贰 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
1947年，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企业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威廉·肖克利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共同发明了晶体管，用于取代过去的真空管作为信号放大元件。顺便说一句，因为发明晶体管，这位老兄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过一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小发明后来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由此引发的半导体技术革命，更是彻底改变了未来世界的面貌，围绕它的争夺、竞赛、阴谋，影响了未来世界的整个地缘政治格局。
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
今天的半导体工业，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激烈异常，但晶体管诞生的最初三十年里，整个半导体产业可以说完全是美国独领风骚的时代。
贝尔实验室诞生了第一只晶体管，德州仪器制造了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仙童半导体发明了集成电路，IBM推出了第一台跨越代际的集成电路计算机……野蛮生长，而又生机勃勃。
1965年，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在《电子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预测集成到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年将增加一倍。当时恐怕没有人想到，这个36岁的年轻人，精准地预测了20世纪下半叶人类信息革命的进程。
回望半导体发展史，这个行业所有最重要的理念、技术和产品，都诞生于那个时代的美国，尤其是硅谷。
二战结束后，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被摆上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案头，这份报告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巨量资金支持，激励科学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励企业将科技成果向应用层面转化。
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上下举国震惊，称之为斯普特尼克时刻。为了追上对手，美国加大太空竞赛投入，在太空电子设备中尽可能使用硅晶体管。
美国半导体技术的产业化之路，一开始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美国的军工需求。五六十年代，美国军方的采购订单，为硅谷初生的半导体企业提供了70%的研发经费。集成电路刚发明的那几年，70%的政府资助来自空军。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飞船登上月球，人类文明向太空迈出了一大步。在这一史无前例的宏大计划中，共使用了100万块芯片。
六十年代初，苏联与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几乎看不出差别。当时的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下水试航了核潜艇，掌握了一亿吨级核武器和洲际导弹技术。赫鲁晓夫在演讲中狂妄地对西方外交官说：
我们将埋葬你们。
电子和计算机在当时还算新兴产业，苏联人的脚步也跟的很紧。在苏联科学家努力下，苏联晶体管的问世，只比美国晚了几个星期，1957年苏联便生产出了自己的晶体管收音机。
但后来的历史轨迹证明，在20世纪最重要的技术赛道，苏联人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叁 苏联如何错失半导体
1976年9月6日，苏联第11航空军的几架米格-25战机正在远东地区参加演习。当飞机接近日本海岸时，编队中由别连科上尉驾驶的米格-25突然转向，拉低高度避开苏联雷达，直接闯入日本领空。
如临大敌的美军飞机立即升空拦截，却意外发现，这架米格-25降落在日本北部一处民用机场——这架飞机居然是叛逃而来的。驻日美军立刻迫不及待的控制了飞机，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将其大卸八块。米格-25的秘密，已经整整困扰了他们9年。
米格-25由苏联米高扬-古列维奇设计局研制，1967年首次亮相，专门用来拦截美军轰炸机。甫一问世，米格-25便刷新了各项世界纪录，成为当时飞的最高、速度最快的截击机，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甚至做出过以高速甩开来袭导弹的壮举。
美国人如坐针毡，但一直搞不清楚，这架飞机的性能是怎么做到的。
一代传奇米格-25
别连科的叛逃让美军如获至宝，但美军工程师的拆解结果，却让整个五角大楼大跌眼镜。苏联人的技术在很多方面都出人意料的过时，其中最让他们惊讶的是，米格-25的电子设备使用的不是晶体管与集成电路，而是像葡萄串一样臃肿的真空管。
苏联人开始在半导体领域并不落后多少，但问题是，苏联领导人把预备第三次世界大战视为头等大事，他们发现，在核爆试验中，晶体管很容易被烧毁，而电子管抗干扰能力强的多，决策层于是脑袋一拍，决定走真空管小型化之路。
就这样，当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在摩尔定律指引下狂奔时，苏联在20世纪最重要的技术革命中选错了方向。
当时苏联重视基础教育，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是美国的两倍，在集中力量搞科研攻关上优势明显。但苏联的计划经济土壤，与半导体产业的进化规律，却是天然的不相容。
1967年，白俄罗斯一家半导体工厂坏了一台中压断路器，需要重装一台，副厂长在党委会上提出要求，经讨论后报给明斯克市电子工业管理局。由于是计划外，需求被层层上报到市计委和白俄罗斯计委，再层层审批拨款给一家断路器厂家。等工厂最终拿到需要的断路器时，已经是三个月过去了。
因此，当苏联人在如此僵化的体制下埋头追赶时，美国硅谷的工程师们，正在以每18个月将晶体管密度增加一倍的速度，将对手甩得连自己车尾灯都看不到。
60年代后期，苏联科学家开始觉察到，美苏在计算机领域的差距在拉大，但他们很难在自己的层面改变大局。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模式，已经根植在这个国家的血液中。
苏联错过了半导体，也就错过了后来的计算机革命，错过了互联网革命。
这种差别在六七十年代尚不明显，1970年代，巅峰时期的苏联GDP一度接近美国的70%，但之后被对手越甩越远。三十年后，当美国进入信息社会，苏联整体上还停留在工业社会，与对手产生了代际的差距。
吴军博士在《浪潮之巅》中认为：苏联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错过了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信息革命。
这种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今天。苏联解体时，没什么像样的半导体产业，俄罗斯电子工业所需的芯片，也几乎全靠进口。俄乌战争中，俄军坠毁的导弹被发现，里面安装的竟然是来自中国温州产的电路板。
肆 日本可以说不？
海湾战争震惊了整个世界，作为美国的小弟，日本似乎也感觉与有荣焉，自信心爆棚。当时日本右翼代表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作出了本书《日本可以说不》，书中说没有日本的芯片，美国就打不赢这场战争。
美军在战争中使用的高科技武器，确实大量使用了从日本进口的半导体芯片，美国人正开始担心，对日本芯片的依赖会带来国家安全。偏偏这时候，日本人不知趣地站出来打大哥的脸：假如日本把芯片卖给苏联而不是美国，美苏军事力量会很快失去平衡。
就差没冲大哥喊上一声：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不过，说起来美国人也怨不得别人，因为日本半导体工业的崛起，一开始全是美国人扶持起来的。
日本投降后，美国本打算对日本进行彻底的去工业化，消除其战争潜力，不料朝鲜战争爆发，军需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入日本，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
德州仪器发明了晶体管收音机，但将收音机卖到全世界的，却是日本的索尼。
盛田昭夫在二战后的废墟中，创建了索尼公司的前身东京通信。他决意发展半导体技术，专门跑到美国取经，希望从美国的西部电气购买晶体管生产的专利授权。在美国，他看着纽约的帝国大厦不禁感叹：
日本和这样的国家交战，真是鲁莽啊！
当时冷战伊始，日本地处前线，所以美国人对日本发展自己的半导体技术相当宽容，甚至还慷慨地向日本转移了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等数百项技术。当时，几乎所有日本企业都在如饥似渴地从美国引进技术、学习消化。美国人在演讲中取笑，台上每翻动一页PPT，都会引起台下日本人争先恐后地记笔记。
不过，美国人很快就要笑不出来了。
作为追赶者，日本人在半导体技术攻关上，采取了后来被屡次证明有效、今天也正在被我们使用的策略，那就是：
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
1974年，日本政府制定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砸下720亿日元，整合全国产、学、研界资源集中攻关，结果只花了6年时间就攻下了美国30%的内存市场。
更让美国人窒息的是，日本产品不仅成本低，质量还超过美国同类产品。惠普电脑在内存采购招标中发现，日电、东芝的产品远超英特尔、德州仪器。
1983年，靠存储芯片起家的英特尔被日本企业逼到墙角，总裁安迪·格鲁夫破釜沉舟，不得不放弃已经毫无优势的存储芯片业务，全面转向集成芯片，方才起死回生。
到1986年时，全球前10大半导体企业中，有6家来自日本，前三名更是被日电、东芝、日立垄断。
更让美国人难以容忍的是，日本富士通公司提出要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公司。在硅谷，仙童半导体是神一般的存在，英特尔、AMD创始人都曾在仙童工作。
80年代以前，美国半导体企业基本处于放任自主的状态。当时美国主流思想是自由竞争，很少干预企业经营。但现在，面对以举国体制发起进攻的日本半导体企业，美国人终于坐不住了。
英特尔创始人诺伊斯挺身而出，牵头成立了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领导这场与日本人的芯片战争。
不过，硅谷的企业家们，以往很少与华盛顿的政客打交道，诺伊斯是产业界领袖，在政界却几乎毫无人脉。半导体协会的游说开始效果不大，直到后来他们第一次祭出了一个后来屡试不爽的大招：国家安全。
这一下，火终于被扇起来了。
今天的美国从总统到媒体，无不在大肆渲染中国威胁，但如果穿越回80年代，你会发现，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日本威胁论。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回忆录中回忆：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是斯普特尼克危机以来，让美国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到外国威胁。
日本威胁论愈演愈烈，偏偏这时候，不知好歹的日本右翼宣称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客，很快用行动告诉日本人：不，你不能。
美帝的铁锤，很快就锤到了日本人头上。
1987年6月30日这天，美国三名共和党议员来到国会大厦前，他们每人手里都拎着一把大铁锤，身后还跟着大群新闻记者，很明显是要来搞事情的。
这些西装革履的政客们，将一台日本东芝公司生产的收音机放在国会大厦台阶上摆好，然后你一锤我一锤地将收音机砸了个稀烂，随行记者举起相机记录下这一刻。
第二天，议员抡大锤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
砸收音机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不久前发生的东芝事件，也就是东芝公司违反巴统禁令，向前苏联出口了几台先进数控加工机床。但更大的背景是，当时美日之间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的激烈竞争。
美国当年对付日本的套路，今天听来一如既往的熟悉：制裁日本头部公司，征收反倾销税，发起贸易战。
比如，1982年6月，美国通过钓鱼执法查出IBM商业间谍事件，逮捕了涉嫌窃取IBM技术的日立和三菱员工，对两家公司进行制裁。
里根政府派出了一个名叫莱特希泽的人，作为对日贸易谈判主将。请记住这个名字，30年后，这个素以性格强硬著称的鹰派人物将再次坐上谈判桌，只不过对手换成了中国。
美日之间虽说是谈判，但日本根本没有底气说不，最后不得不与美国签订《美日半导体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必须停止芯片倾销，而且要根据美方的核算成本，以公平的价格出售芯片，同时保证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达20%以上。
日本《选择》月刊回忆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悻悻写到：
东芝事件发生后，日本领教了触怒美国的后果，日本半导体产业开始自主限制对美出口，放缓研发和投资，步入衰退之路。
曾经霸占世界半导体十大公司大半榜单的日本公司，到2005年下滑到了3家，而到了2016年，只剩下东芝一家在苦苦挣扎。
不过，过去三十年的积淀，毕竟还是给日本半导体产业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日企在上游材料和设备环节仍然具有绝对优势——这种优势，必要时也能够转化为武器。
2019年日韩政治冲突中，日本限制对韩出口光刻胶、高纯度氟化氢等原材料，导致韩国半导体生产线差点停工，急得三星高层赶紧跑到日本疏通关系。
这也难怪，日本半导体产业陨落之路，虽说主要来自美国的打压，但韩国人的挖坑设陷，也实在是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韩国半导体产业崛起的过程中，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落井下石，很难不引起日本人的种种怨念。
伍 韩国人的进击
今天的韩国，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妥妥的发达国家。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到上世纪60年代，韩国还穷的叮当响，北边邻居的生活水平要比韩国高得多。
70年代，韩国政府眼馋日本通过出口半导体产品赚取大量利润，决定向日本学习，发展半导体产业。
1983年，三星公司建立了第一座半导体工厂。此时的美国，半导体领域正被日本打的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他们正需要扶持一个小弟帮助狙击日本，一眼便看中了浓眉大眼的三星。
美国人很大方，马力全开地给三星输血。他们支持三星在硅谷成立研发团队，300多名美国工程师加入其中，使三星仅仅用了3年就掌握了256K内存的关键技术。
但当时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基本都在日本，三星只能在低端芯片上混口饭吃，中高端市场还是牢牢被日本人把持。
1986年，三星邀请日本事业部部长川西刚访问三星，川西刚开始并不想去，后来推脱不开才去了一趟。迎接他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贵宾接待，美女表演传统节目，甚至专门竖起了一座三星与东芝友好纪念碑。
在一连串的迷魂阵下，韩国人提出请川西刚看看他们的半导体工厂，然后在川西刚勉强参观后，顺势提出参观东芝大分工厂的要求——这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厂。作为回礼，川西刚答应了。
日本人很快就会体会到这件事的苦果。
参观后不久，三星就把大分厂的生产部长给挖走了，然后建了一个与大分厂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厂。
比建厂更要紧的，是挖人。
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一大帮在东芝工作过的员工被韩国人挖走，光是资深的顾问，就有57人。日本NHK电视台后来还找到当事人问待遇，得知：
报酬是在日本拿到的3倍左右。
除此之外，每名日本顾问还给一套四室一厅公寓，配备秘书、高级轿车和司机。——没办法，人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就这样，90年代初，在日本半导体企业内外交困之下，三星踩着日本企业的尸体大踏步前进。1992年，三星第一次超过日本企业，成为世界最大的内存厂商，此后保持领先至今。
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半导体企业被美国整垮，三星却安然无恙？
一方面，有日本企业作为前车之鉴，三星未雨绸缪，对美国白宫、议会、贸易部门展开了强大的游说攻势，强调如果自己倒下，日本企业将再次垄断市场，对美国不利。另一方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迫于压力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结果美国资本如饿狼般涌入，大肆低价买入韩国企业股权，而三星，正是它们的首要目标。今天的三星，其实早已成为韩国人经营的美资企业。
交了投名状的三星，背后有华尔街的资本站台，不必再担心引起美国制裁，从此开始在半导体领域高歌猛进。伴随着电子工业的崛起，韩国人完成产业升级，步入发达国家之列。
2024年全球半导体企业排行榜，前三名韩国占了两个（三星和海力士），放眼全球，芯片先进制程领域，三星唯一的对手，只剩下台湾的台积电。
陆 决定台湾命运的早餐会议
台湾半导体的故事，要从一次不起眼的早餐说起。
1974年2月的一天，台北市南阳街一家不起眼的豆浆店内，七个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这几个人个个大有来头，其中有台湾地区经济部长孙运睿，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美国无线电公司微波研究室主任潘文渊等。这样几个人坐在一起，显然不是专程来吃早餐的，他们一边喝豆浆，一边讨论台湾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1913年出生的山东人孙运璿，毕业于哈工大电机工程系，后来随国民党败退至台湾，一直做到台湾省经济部部长，一度被视为小蒋的接班人。六七十年代， 他曾主持台湾十大建设计划，完成了台湾的基础设施建设。
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先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替代，逐渐发展到资本密集型的出口扩张，70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接下来怎么走？谁都没有了主意。
在美国工作多年的潘文渊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比较了解，他提出，半导体是电子工业最核心的部分，应该作为台湾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这一建议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兴奋之下几个人又讨论了从美国引进技术的可行性。
这次只花了300台币的早餐会议，无意中决定了台湾经济的未来。
不久后，台湾工研院成立电子工业研究所，思路上大致是：台湾当局出资，公司体制运营，高薪聘请专业人才。从美国无线电公司购买的专利技术，成为台湾芯片技术的最初来源。1976年，大陆地区尚未脱离文革的混乱，台湾第一座3英寸晶圆厂拔地而起。他们进步神速，生产用于电子钟表的芯片，不到一年的时间良率便超过了美国无线电公司，以至于对方提出要买下这家工厂。
这种收购或合资的套路并不少见，对于后发经济体来说，自家产业很容易被外资通过这种方式控制。所幸，工研院深知这家工厂肩负带动台湾产业升级的使命，拒绝了美国人的提议，这才保住了台湾芯片产业的火种。
1982年，慧眼识英的孙运璿从美国德州仪器又挖来一名资深专家，后来成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关键人物。此人回到台湾后创建了一家名为台湾积体电路的半导体公司，今天，人们通常称它为——台积电。那位专家，就是被称为台湾半导体教父的张忠谋。
今天回头看的话，台湾当局是颇具前瞻目光的，1991年发布的《十大新兴工业发展策略及措施》，把半导体、消费电子、精密机械等十大新兴工业列为发展目标，电子产业逐渐成为台湾经济的最大支柱，延续至今。
90年代经济巅峰时，台湾一个省GDP竟然能占到大陆的43.8%！当时高雄的纺织女工月薪都能超过1万元人民币，而上海的职工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两岸差距十倍不止。
对台湾来说，其财富的最大来源不是金融、地产，而是实打实的工业。这里面最重要的，又是以半导体为核心的电子信息工业，包括了台积电、联电、联发科、日月光、鸿海、和硕等一批世界级厂家。
2018年华为被制裁，卡脖子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无法获得台积电生产的先进制程芯片。实际上，台积电不仅卡着华为的脖子，也卡着全球半导体工业的脖子，2024年，台湾半导体产业占据了全世界64%的产能，很多消费电子、汽车品牌巨头，都依赖于台湾的芯片供应。
两岸一旦爆发冲突，不只中国大陆，全球的电子产业供应链都将被严重扰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外部压力。也正因此，台积电被一些人视为台湾的护岛神山。
大陆目前最先进的的中芯国际，刚刚完成14nm制程的量产，而台积电已经在进军3nm制程，差距至少在五年以上。2024年，台积电的营收超出中芯的10倍，短时间内，我们还无法看到大陆半导体企业对台积电实现赶超。
回顾半导体产业发展史，前三十年是美帝独领风骚，七十年代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承接来自硅谷的技术外溢和转移，吸引本国在美国的人才回流，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但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错失了半导体产业发展早期的黄金时期，当我们终于开始抬头看世界时，发现半导体产业的山头，已经插满红旗。
柒 蹉跎岁月
1973年，当日本半导体工业完成起步，即将对美国半导体巨头发起冲击的前夜，一支来自中国的考察团悄然而至。考察团13人都是半导体领域的技术专家，带队的是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王守武。
王守武是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50年他放弃美国普渡大学教职回国，1958年领导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晶体管工厂，中科院109厂。这样看的话，中国半导体产业距离世界潮流，似乎并不遥远。
但很可惜，没有输在科研起跑线上的中国半导体，却在产业化竞赛中被越甩越远。
王守武带团访日时，中日正值蜜月期，当时出国不易，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一趟下来，把东芝、日立、NEC、富士通等看了个遍。这一看，发现差距不小，日本已经开始采用3英寸晶圆生产线，而国内还在为小规模集成电路的质量问题头疼。
但让考察团意外的是，NEC表示愿意将全套先进的3英寸芯片生产线转让给中国——如果引进，这条产线将比台湾地区领先3年，比韩国领先5年。NEC开出的报价是5000万美元。
回国后，王守武向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汇报情况，钱学森无奈地表示有心无力。除了缺钱，更麻烦的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引进国外技术，当时被批判为洋奴主义，是事关国格的路线问题。
从NEC引进技术一事，只好不了了之，而这，只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极小缩影。
当大洋彼岸的仙童、英特尔开始在硅谷崭露头角、新技术层出不穷时，中国正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运动：王守武被停职批斗，备受诬蔑和诽谤；麻省理工博士毕业的谢希德，被整成走资派后，每天工作是扫厕所；半导体物理学奖黄昆，被隔离审查，发配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50-70年代，国内动乱不安，国外封锁压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彷徨前行，举步维艰，错失了产业早期的黄金三十年。1977年，全国有600多家半导体工厂，但它们一年的生产总量加起来，只有日本一家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钱学森晚年曾感慨：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从更深层次来看，传统制造业遵循的是物理定律，而半导体产业背后，是可怕的摩尔定律，是指数型增长——这意味着，在沿袭自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根本不可能跟得上前沿技术的飞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后我们才猛然发现，中国半导体产业已被远远抛在后面。更严重的是，除了少数业内专家，绝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差距之大，追赶难度之高。1977年，人民大会堂召开科技界座谈会，邓小平问王守武：
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80年代后，国家部委先后组织三大战役，对半导体技术发起攻关。比如1995年启动的909工程，投资100亿人民币，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万众瞩目，不可谓不重视。
但很遗憾，投建的上海华虹厂遇到了行业低潮期，而国内当时又没有人了解三星越亏越要投的反周期理论，因此华虹备受争议，最终还是没能赶上摩尔定律狂飙突进的脚步。
这场当时几乎让人绝望的追赶，直到新世纪到来之际，才终于再次迎来转机。
今天我们在媒体上所熟知的芯片公司，几乎都成立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0年中芯国际，2001年展讯通信，2003年中星微，2004年华为海思……这些明星企业，汇聚了大批80年代出国、在美国芯片公司工作多年的科技人才。
新的血液，新的机制，终于开始给中国半导体产业注入足够的活力。
事实证明，在任何高科技领域，只要给予合适的大环境，中国人做的绝不会比别人差。在芯片设计和封装领域，华为海思、长电科技等飞速崛起，仅仅用了十余年时间，就进入了领域内第一梯队。
但在最复杂也最艰难的芯片制造领域，中国半导体产业经历了血雨腥风，至今仍面临着卡脖子危机。回首过去风雨之路的崎岖坎坷，如今仍泰山压顶般的压力，总让我想起鲍勃迪伦那首成名作《blow‘ in the wind》：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捌 造芯片比造原子弹还难吗？
2024年4月，华为手机业务达到顶峰，历史上首次超越三星，登上全球第一的宝座。从崛起到登顶，华为用了十多年才走到这一步。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仅仅一年后，被美国制裁的华为迅速跌落，荣耀被迫卖掉，高端的P系列由于缺少芯片，无法继续延续。十年奋战，就这样一夜间付诸流水。
华为在全球攻城略地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门槛极高的高科技食物链。
在这条食物链上，华为处在台积电下方，没有台积电生产的芯片，华为的手机业务只好停摆；而台积电又处在荷兰ASML（阿斯麦尔）的下方，没有ASML提供的光刻机，台积电就无法制造最先进的芯片。制造7nm以下芯片所需的EUV光刻机，1亿欧元一台，排队买还不一定买到。
那么阿斯麦尔呢，它是否已处在这条高科技产业链的顶点？仍然不是，阿斯麦尔是系统集成厂商，它的上方，还有一群隐形冠军，比如其中有一家，叫蔡司。
这又是一家百年老店。
1945年，二战接近尾声之际，从诺曼底登陆的美军势如破竹，纳粹德国败局已定。这时候，巴顿将军率领第三集团军，不顾破坏《雅尔塔协定》的风险，闯入划给苏联的东德区域，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军事要地，而是位于耶拿的蔡司公司。
蔡司公司创建于1846年，在二战期间为德军生产望远镜、测距仪、航空摄像机等。当战争快结束时，美国和苏联都已未雨绸缪，开始考虑抢夺德国的科技资源，而蔡司公司，被美国列为接收的首要目标。
美军占领耶拿后，本来打算用600辆卡车把整个蔡司公司整个搬走，没想到苏军推进太过迅速，美国人措手不及之下，只能将蔡司最核心的100多名员工运到西德，在那里建了个新蔡司。
如今，制造7nm以下芯片所需的EUV光刻机，需要用到极度精密的光学透镜，目前全世界只有蔡司能够做到，别无二家。这种独门绝技背后，是蔡司在光学领域长达百年的技术积淀。
除了蔡司提供的光学镜头，ASML还要用到来自美国Cymer公司提供的光源系统，整合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工艺，完全可以说，光刻机是西方现代工业体系的集大成，是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任正非曾感叹：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芯片只砸钱不行，还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玖 尾声
1993年，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来到位于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厂，讨论将瓦良格号航母继续建造完成并移交给俄罗斯的可行性，旁边的造船厂厂长马卡洛夫忍不住插嘴说瓦良格号已经不可能完成了，然后他继续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
如果想要瓦良格号完工，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军事委员会，以及6000多个相关专业和8000多家配套厂家，总之，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可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放在芯片上，这段话或许可以这样说：
要发展世界一流的半导体产业，需要目光长远、有战略性规划的政府支持，需要鼓励创新、容许失败的土壤，需要不断拓展前沿的一流高校、研究所，需要能够耐住寂寞沉下心搞研发的企业家，还需要年薪百万的顶级工程师。
一言以蔽之，这是真正的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是一场国家层面的隐形战争，而它的输赢，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子民的福祉。
因为你的投票，你的孙辈都会做着高薪工作。 这是前几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在鼓动国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时喊出的口号。这项法案，美国计划投入2800亿美元，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法案之一。
推出芯片法案也好，封禁EDA、禁售光刻机也好，美国人这套组合拳目的很简单：牢牢把控产业的顶端，保证自己的国民能够继续喝着咖啡拿高薪，顺便将中国钉死在产业链的低端。化用刘慈欣《三体》中的一句话就是：
发展自己，锁死对手。
回望整个半导体产业发展史，小小芯片，奠定了人类信息时代的基石，也改写了一些国家地区的命运，有的搭上时代列车，步入发达经济体之列，也有超级大国因而落寞衰颓。
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虽然道阻且长，弯路走了不少，但突破重重封锁，实现产业自主，其意义比之当年两弹一星，也不遑多让。我们的未来，也将由这场事关国运的终极竞赛来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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