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柜的男生怎么解决需求(附2023年最新排行榜前十名单)

25岁的赛义德颤抖着告诉父亲，他是同性恋。父亲绷着脸看着他。“明白了。”他说，“这是你的本性。不是你的选择。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

在伊朗，绝大多数同性恋没有赛义德这么幸运。据美国媒体vocativ.com近日报道，该国95%的同性恋都不会“出柜”。在那里，同性恋者面临歧视与惩罚，甚至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他们的生活就像走钢丝一样：恐惧且充满危险。

同时，社会的中上层阶级对同性恋者的包容有了微小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摧毁。

“被动型”和已婚“主动型”将被判死刑

赛义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将外国杂志上的男性内衣模特的图片剪下来，藏在枕头下，寂寞的时候会盯着他们看好几个小时。坐在父亲旁边的母亲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赛义德的父亲在军队服役了30年，严格的纪律和宗教信仰塑造了他。当赛义德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后，父亲说：“我一直就知道你和我的其他孩子不同。我常常对你母亲说这件事。”母亲拉着赛义德的手，点点头，“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

在其他国家，这个“出柜”的故事可能不足为奇。但赛义德，一个深沉英俊的25岁小伙子，梳着仿霍克式发型，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生活在《伊斯兰法》宣布同性恋为犯罪的国家。即便是在首都德黑兰，“出柜”的现象也极其少见。

经双方同意的男性间性行为在伊朗是死罪，直到最近，修改后的刑法规定，“主动型”现在可被判100次鞭打，但如果他结婚了，可能会被判死刑。“被动型”仍有可能被判死刑，无论结婚与否。女性间的性行为将受到鞭笞。

媒体对伊朗同性恋的报道大多来自于那些不堪忍受折磨和压抑而逃离伊朗的同性恋。他们的经历代表了一部分伊朗同性恋的处境，但他们与那些选择留在伊朗或没有机会离开的同性恋的处境有很大的不同。

伊朗下层阶级和农村地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最为严重的，这些地区的同性恋几乎不可能在结婚前离开家，更别说离开伊朗。即便是在城市一些富裕的社区，也很难接受同性恋，但一些中上层伊朗人，他们有意创造一种平行生活，摆脱亲戚和朋友的视野。这些人——像赛义德一样——是幸运的。

“95%的伊朗同性恋都不会出柜。”赛义德在德黑兰北部一家咖啡店对vocativ的记者说，这里的氛围相对宽容。对于赛义德敢于“出柜”的朋友来说，“出柜”是一个痛苦的经历：父母将他们关在家里，没收他们的手机和电脑，强迫他们寻求治疗。

“对伊朗同性恋者最大的威胁来自家庭。”国际同性恋人权委员会（ International Gay &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侯赛因·阿利扎德（Hossein Alizadeh）说。他也是伊朗人。许多同性恋被家庭成员殴打和性侵犯，他补充说。即便一个人能创造一种平行生活，也是不稳固的，一瞬间就可以被摧毁。

过去10年感染HIV的人数增长了9倍

在德黑兰北部一个灯光昏暗的豪宅，巨大的电音震得窗户都发出咔咔声，在客厅和走廊里，许多男人跳着舞，喝着违禁的伏特加酒，很多人显然喝高了。豪宅外面，浓密的树围绕着花园和游泳池，使这些人有一些隐私，但巨大的音乐声让这些隐私都暴露无遗。

vocativ记者说这是他在伊朗经历的最大胆的聚会之一。主人是一名20多岁的伊朗人，他的父母允许他随时使用这栋别墅，他为他的欧洲男友举办了这场派对。他打赏了当地的道德警察，以便他的客人能不受干扰地参加和离开派对。这种类型的派对是年轻的伊朗人寻找一夜情最容易的方式，同时这种方式也是危险的。

“情报机构有我们所有人的档案，我确定。”赛义德说。“名字、细节，一切都有。”伊朗当局经常对同性恋社区的越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伊朗情报机构据信给许多公民建立了庞大的档案，从而使这些档案能用来对付那些可能卷入政治活动的人。通常，这种有失体面的信息被用于迫使同性恋告发他们的同胞。

“一些人能保护自己——躲在金钱和关系后面。”阿利扎德说。“问题是在某个地方，有人发现你是同性恋，并开始敲诈你。发现你有钱，和你睡在一起的人，是不是直男不重要，也可能是同性恋。你生活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社会中，你毫无办法。”在其他伊朗人和政府的持续监视下，十分痛苦。“我们感到十分恐惧，”赛义德说，“看看我，我25岁，看上去像30岁。”

互联网也不是安全的。虽然约会软件Grindr、Scruff和Hornet不像Facebook和Twitter那样在伊朗受到严格审查，但大多数人仍然假设国家情报机构严密地监视着他们。所以，最好的行动是随机且匿名的碰面。

穿过德黑兰肮脏的、烟雾弥漫的中心商业地区，学生公园（Student Park）是一块平静之地。国家剧院和一个老旧的茶馆坐落于此，公园里有许多穿超短裙的女性、长头发的音乐家、下棋的老人、手牵手吃着冰激凌的年轻夫妇。但这个公园也是德黑兰同性恋最有名的约会地点之一。

快到黄昏的时候，各种豪车齐聚公园；不需要等很长时间就能看到他们中的一辆慢慢停下来，然后接走一个在街角徘徊的男性。大多数伊朗男同性恋是和异性结婚，卖淫是他们解决生理需求的方式，还能获得可观的收入。

虽然这种当面接触是逃避情报机构监控的办法，但他们仍充满危险。过去10年，感染艾滋病毒（HIV）的人数增长了9倍，伊朗卫生部长去年说，有很大一部分感染增长来源于“高风险的性行为”。除此之外，他们中70%甚至不知道他们感染了HIV。

另一项紧迫的威胁是暴力。最近，一名年轻的同性恋男子在皮绳愉虐(BDSM)活动中被两个陌生人谋杀。“这很明显是攻击。他是被勒死的。”赛义德说，他最近与陌生人见面时更加小心。

同性恋者面临巨大的家庭压力

当乃依姆（Naeem）和贝拉姆（Behram）4年前在约会网站Manjan上“见面”时，乃依姆最开始也是犹豫的，因为这个网站也是被监控的。他们两人最开始只是交换照片，最终乃依姆相信了贝拉姆，并将手机号码告诉了他。乃依姆购买了一部隐私手机，不让父母和同事知道他们的关系，他们常常两个月见一次面。几个月后，他们在德黑兰西部租了一套房；他们仍住在自己家中，当乃依姆到这的时候，他会对父母撒谎说和朋友去镇上玩。

对于伊朗同性恋来说，找到一个稳定的伴侣是很大的挑战；许多人提到压抑、孤独和猜疑，几乎都有持久的精神问题。但乃依姆和贝拉姆是幸运的。

“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隐私。”乃依姆坐在双人房里紫色的椅子上说，“有时候我们躺下来，看电视或电影。有时候我们也会叫朋友过来，我们随时都可以邀请他们过来，没有任何限制。”

乃依姆留着短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笑的时候常常会露出很深的酒窝。两个人穿着得体，可以说流利的英语，都30岁出头，他们都面临着家人要求他们结婚的压力。

“他们告诉我很多很多次， 快点结婚，之后我们将把公寓给你，车也给你。 ”乃依姆说。他的父母给他介绍了许多对象，虽然父母觉得他可以自由地选择配偶，但让他们感到疑惑的是，他都拒绝了。

“我不得不编造很多借口。举个例子， 这位女士太高了，那位女士又太矮了 。”他笑着说，“他们找的女孩都很好，非常好。一个直男会毫无犹豫地与其中任何一个结婚，因为这些女孩的外表、教育和健康——所有的一切都很完美。”

虽然贝拉姆的家庭比乃依姆的家庭更重视宗教，但他没有面临同样的婚姻压力。

“我的父亲一直告诉我，如果他可以重生一次，他会活得像我一样，不结婚。”贝拉姆说，“他喜欢和自己的朋友待在一起，而不关心家庭。他非常高兴我没有结婚，还能享受生活——作为直男。”

公寓外面，夜幕降临。电视屏幕荧光闪烁，正在播放着他们通过非法的卫星天线收看到的节目，古古什(Googoosh)的脸庞映入眼帘，古古什是住在洛杉矶的伊朗流行音乐女王。她是同性恋的偶像，为了明确支持同性恋权力，今年2月，她以一首名为Behesht的音乐视频“出柜”，这段视频描绘了女同性恋之间的爱。

古古什上世纪70年代成名，她也很受乃依姆和贝拉姆父母一代的欢迎，所以过去6个月里，乃依姆一直试着让他的母亲看这段视频，来看看母亲是什么反应，他常常把电视调到音乐电视频道。“我猜她不想看那个片段，所以她常常换台，或假装她不喜欢看电视。”他笑着说。

允许跨性别者存在

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还来自波斯语本身，波斯语中有两个不同的词形容同性恋。LGBT（同志、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社区使用shamjens-garai（字面上的意思是“偏好同性性行为的状态”），然而政府和国营媒体使用hamjens-bazi，则有贬低的含义，指和同性“玩乐”的人。

“举个例子，hamjens-bazi可以指一个直男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当他发现一个14岁左右的少年时，他想和这个少年在一起厮混。”乃依姆解释说。“我们不是hamjens-bazi，”贝拉姆说，“我们没病。”

但对乃依姆和贝拉姆这样的人来说，问题是根本没有真正的机会来就语义进行辩解：虽然同性恋会被惩罚，但官方并没有承认。2007年，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在纽约发表演讲时称，伊朗没有同性恋。不知道内贾德本人是否相信自己的说辞，但他的评论反映了这个政权偏向于简单地忽视同性恋的存在。

然而，一些迹象表明，伊朗政府的立场可能会软化。阿利扎德说，虽然温和派的鲁哈尼政府和前任政府对同性恋保持着相似的限制，但外媒，如BBC波斯语广播、扎曼之音（Radio Zaman）和美国之音使用中性的词语来描述同性恋，这正在缓慢地影响改革派主导的媒体和年轻伊朗人。与以往政府不同，鲁哈尼政府悄无声息地接受了同性恋存在的事实，并采取了一些务实的应对措施。

虽然伊朗法律的基础《可兰经》明确禁止同性恋。但没有提到跨性别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创建者霍梅尼在1983年下令允许跨性别者的存在。因此，变性手术成为男同性恋者调和信仰与同性恋身份的一项有争议的解决方式。伊朗所实施的变性手术量仅次于泰国。政府甚至会给实施变性手术的人贷款，并且要求保险公司的政策覆盖变性手术。

在Tanaz Eshaghian于2008年所导演的纪录片《像其他人一样》（Be Like Others）中，一名神职人员告诉那些想要变性的年轻伊朗人：“如果变性被认为是一种罪，因为你想要改变真主的自然秩序，那么我们所有日常的工作都将是罪。你收割小麦，并将小麦磨成面粉，做成面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在改变真主的自然秩序。”

另一项政府的务实政策是将同性恋排除在军队之外。如果一个男人能让医生证明他是同性恋，那么他将可以免除服兵役。

对同性恋的包容迈进了一小步，但仍然脆弱

不过，这些让步对于伊朗同性恋所渴望的自由来说微不足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在为性取向挣扎。

举个例子，乃依姆和贝拉姆的同性恋朋友想找个医生医治他的同性恋。“医生嘲笑他，”乃依姆说，“他现在有了女朋友，但他过着并不舒适且压抑的生活。他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但他不想成为同性恋。他想通过服药来治疗同性恋。”贝拉姆补充说，“他为了能与女孩子发生性关系而服用伟哥。”

他们另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朋友境况更糟。“他的父亲知道他是同性恋后，认为可能是受朋友们的影响。所以他的父亲试着把他隔离开，在迪拜给他买了一栋豪宅，”贝拉姆说，“但在那过了4个星期后，他自杀了。”

宗教增加了另一层压力，但对于一些信仰宗教的伊朗同性恋，如贝拉姆，伊斯兰教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

“我阅读《可兰经》并且祈祷。我不禁食，有时我也喝酒。我是现代穆斯林。”贝拉姆说。“我没有要求真主让我成为同性恋。我想要成为直男，想过正常的生活。但如果你相信真主，相信一切都是有真主所造，那么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

对赛义德来说，他的父母对他性取向的接受意味着全新的生活。虽然他的父亲勉强接受他的儿子在婚姻上“注定要失败”，他的母亲完全接纳了他。她常常让他去药店帮忙，因为赛义德想成为一名销售员。

然而，赛义德的性取向使他和姐姐的关系变得紧张，她的姐姐最先知道了他的性取向，但她的丈夫并不是很支持。

“他是一个混蛋，他是一个恐同者。”赛义德评价他的姐夫说，“他经常谈论我的性取向，并且要我醒悟过来。我的姐姐站在他那一边。他完全使姐姐与我反目。”

对赛义德来说，这件事证明一些人生来就具有偏见而且不会被改变。“即便他在耶鲁或普林斯顿学习，当他回到伊朗，他仍然不理解。”他说。

阿利扎德说虽然伊朗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包容迈进了一小步，但这种进步是脆弱的。

“新一代的伊朗人对这些议题更包容，”他说，“但在一天结束时，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毁掉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