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毕可生（1927年出生，曾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甘肃省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分部副主编。后期主要研究语文社会学问题，先后发表《汉字社会学研究》、《汉字发展规律社会学考辨》、《走出西方语言学的误区》等论文）
我是毕庶澄的次子。从我开始能够记忆的时候起，耳闻目睹有关他的故实、轶事、照片和遗物等可说是相当丰富的。那时我所能看到的则是有关他的军政活动的十余册像集和三大盒无声影片，他的零散的杂记以及有关的剪报、专著如《江阴战事记》等文字记载。因此他在我青年的心目中总是十分高大的。后来，我陆续读到一些为数不多的涉及他的历史性文字，其中主要只是从史家的角度对他的功过夹述几笔而已。然而，最令我吃惊的还是近几年看到当时的有关人士的所谓回忆录式的文字，其中有些竟然与我从前所听到的情形大相径庭，一时使我颇为迷惑。因此，我对于当时的历史事实就不得不进行一些严肃的考核工作。这里就把我的所闻所见和我核对的当时的历史真实做一概述。
（毕庶澄影像）
我的家族是山东省文登县的一支望族。文登县历来有全县四大姓（即丛、刘、于、毕）之说，所以，毕姓人丁旺盛支系蔓延。我的家系又以“所以昭世序，庶可无重名，愿延宏大业，永茂于文登”二十个字排辈，我的父亲即系远祖毕所密公以下第六世孙。他生于清末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7月。他弟兄三人，我的伯父毕庶沅字芝舫，是文登县小学堂第一期毕业生。那时刚刚废科举兴学堂，不少守旧的乡绅、文士对此尚不习惯。因此，他们编过一首歌谣来讥刺这件事。因为，这一期毕业生只有三人，所以这首歌谣说：“两毕加一邵，同去拜孔庙，孔夫子吓了一大跳，你（文登方言读如“那”）仨进学，我咋不知道？”其中的那一个毕就是指我伯父说的。大约也就是这时，我的父亲因家庭细事负气出走，到烟台参加了学生军，参与了辛亥革命民军攻克黄县之役。因小有战功被保送入烟台宪兵学校。这时由于山东革命形势之反覆，清军统领叶长盛派其标统玉振率兵一旅向黄县进行反扑，被推举的新政府民政长王治芗等均惨遭杀戮消息一出，文登就传言说我父亲也在战事中被杀害了。当时我的母亲还没有过门，但他们订的是娃娃亲，后来中间又曾经过一些曲折（主要是我奶奶从中作梗，曾想把她的内侄女嫁给我父亲），因此，听到这个消息后，曾经一度十分惊恐。后来，这年年底我父亲从烟台宪兵学校毕业后，升任了宪兵排长才回到文登与我母亲结了婚。我母亲比我父亲年长一岁，家庭虽系荣成望族，但具体到她这一支却是人丁不旺。民国元年年底，我父亲又转到济南军官讲习所学习。毕业后，适逢1914年初，江苏开办军官教育团，我的父亲又被调到这里学习。当时，军官教育团的监理正是张宗昌。我父亲的人品与才干颇为张所赏识，自此以后他即始终跟随张宗昌先后达十五年之久，直至被害去世一直没有脱离关系。
1917年冯国璋自江苏军务督办跃升至北京副总统职务，张宗昌也跟着到了北京，被任命为中央第六混成旅旅长。我的父亲这时也从江苏军官教育团毕业，被吸收进第六混成旅。1918年2月任该旅旅部副官。三月间张宗昌的部队调归援湘之役的第二路司令张怀芝指挥，自南京开赴醴陵。我的父亲因为毕竟在张的军队中算得上科班出身颇具文才的青年军官，在张宗昌击溃湘军刘建潘部扩编其所部为暂编第一师时，被擢升为陆军少校，师部参谋副官。到1930年冬天因褚玉璞的出卖张宗昌所部被江西督军陈光远包围缴械为止。据我母亲回忆，她随我父亲先后到过湖南的茶陵，醴陵、攸县及江西的袁州等地。张宗昌的部队在江西袁州被解散以后，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回了文登老家。1922年张宗昌投靠了张作霖，在沈阳招兵买马准备重振旗鼓时，我父亲又被招到沈阳，不过张宗昌在这年四月第一次入鲁之役他似乎并未参加，而是留守沈阳。这一次张宗昌入鲁的目的是配合第一次直奉战争南下奉军以扰乱直军的后方，但随着奉军的失败，张宗昌所率领的别动队也被山东的地方武装击溃。张宗昌化装成商贩只身逃回了沈阳。这时，恰巧原被张作霖撤换的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外甥高士宾和土匪卢永贵受吴佩孚的委托，在绥芬河（五站）一带聚众准备扰乱张作霖的后方。张宗昌听说以后，认为他对这一带地理人事较熟，于是就自告奋勇要带领留守沈阳的残部数百人前往。张作霖此时新败，正苦于无人可派，于是欣然应允，并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给张。当时，张宗昌所率领的旧部中，只有许琨和我父亲这些留守沈阳的人尚称骁勇，所部也比较整齐。所以，在海林（今属黑龙江省）与高、卢的队伍一接触时就打了一个胜仗。接着高、卢所部中的小头目和士兵一说对方是张宗昌的队伍，都纷纷投奔过来。原来，张宗昌出身寒贱，在北满修筑过铁路，以后又在海参崴当过门警，在该地下层社会中颇有声誉，受到该地区山东掖黄等地工人和下层人士的仰慕，而且张既善拢络人，也待人宽厚，因此高、卢队伍的人多慕名投奔，结果高、卢的队伍没怎么打就被张收编了。这样一来大为张作霖信任，遂委张宗昌为吉林防军第三旅旅长和妥宁镇守使。同年冬天，沙俄军队大批败入中国境内。张宗昌在海参崴呆过，很能说几句俄语，所以就成批地收容了不少白俄军队，并弄到了大批较新较完备的武器装备。这样一来，张的实力大增，包括他的旧部、高卢所部的归服人员，白俄军及由山东和东北新招的兵员，张的所部已超过一万多人。人员猛增，而张手下经过锻炼的旧部人数相对又很少，鉴于这种情况我的父亲倡议设立军官军士讲习所。张宗昌也就任命我的父亲为该所教育长。到1923年，讲习所已毕业了两批学员，其中一部分遂成为我父亲部队的骨干，从此使他的部队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部队在张宗昌所部中素以军纪良好，英勇善战著称的重要原因。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军官军士讲习所全体官兵改编为工兵团，即以我的父亲为团长，仍属于张宗昌的第二军。由张宗昌率领第二军的奉军主力经玉麟山冷口战役获胜之后，为了直插山海关方面直军后方，以我父亲所部为先头部队经一天一夜急行军到了滦州，在抢占滦州车站时，我父亲十数人截击敌军列车，结果为手榴弹所伤。这一战役最后决定了直军全线崩溃的形势。在滦州附近被张宗昌收编的直军约四、五万人。1924年张宗昌的部队遂在马厂进行了整编。我的父亲伤愈出院之后升任镇威军第十三梯队司令，旋改为东三省陆军第三师补充第二旅旅长，十二月又改任东三省陆军步兵第三十二旅旅长。正在这时，奉军当局在天津召开了会议，决定派张宗昌率军南下，进攻江苏的齐燮元。
齐燮元在江苏赶走了卢永祥之后，本来以为可以稳操淞沪大权，然而，这样一块沃土觊觎者大有人在。奉军这次南下名义上是贯彻北洋政府的政令，恢复卢永祥在江苏的地位，实际上是企图借驱逐齐燮元之机会，把江苏纳入奉系势力范围。当时我的父亲正值伤愈休养时期，张宗昌本来留他驻守徐州一带，但他留了一团人在徐州，自己却带了两团人追赴常州去了。这时齐燮元的军队虽然逐渐后撤，但尚与奉军在无锡一带暂时处于胶着状态。我的父亲率领所部向北迂回，于1925年1月24日进抵江阴。
江阴一役，是我父亲进关以后最得意的头一仗。关于这一仗我母亲、舅父等都常为谈及。同时，江阴战后，由江阴士绅合资刊出一部《江阴战事记》，该书图文并茂，于战事经过，兵灾情形均记载甚详。当时，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亦对这次战役有较翔实之报道。
我的父亲率所部进抵江阴之后，其时江阴城内处共有齐军6000余人。我父亲所率之奉军先头部队仅1100余人。25日他们抢先冲上江阴炮台。在齐军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占领了炮台。齐军对于炮台在这次战役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估计不足的。江阴炮台计有十二吋大炮、九吋、八吋、六吋炮共四十余门。其中十二吋大炮的炮栓（撞针）虽已被卸下早经送往南京，但九、八、六吋炮仍能发挥一定威力，尤其对困守江阴的齐军造成一种心理上的震摄力量。齐军于26日退守江阴之后，我父亲另一路所部1500余人，也自常州赶到，遂形成四面包围江阴之势。自这时开始，江阴炮台即不时以大炮轰城，虽然炮台所余可用之炮难以将城墙轰塌，但每发一炮即引起兵民之恐慌，虚实莫辨。所以围城三数日之后守城之齐军已感走投无路，经城内士绅及长老会意籍教士列德尔氏之居间调停，守城齐军旅长陈孝思始决意向奉军投降。江阴遂于31日完全为奉军占领。
我的父亲进驻江阴以后，一方面尽取齐军所掠财物（据申报载仅围城后齐军索去现款即达三万余元并粮米无算）及物资拨归赈济，一方面严申军纪，收缴齐军溃兵枪支加强治安管理。他驻江阴不过月余，但因此而赢得一些好名声，所以不久他即被调往无锡驻防，以接替“不洽舆情”（张宗昌宣抚第一军命令语）的无锡警备司令师景云（后为张宗昌中将总参议长）。他自2月14日调防无锡至4月7日离开无锡，前后虽不及两月，但是却因为做了几件赢得民心的事，使他在锡澄一带的声誉大振。以至于后来如陶菊隐先生所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竟然说他是无锡人。这件事虽属无稽，但多少也说明当时他在锡澄一带人民心目中的印象。
记得我家里有过父亲的一幅行乐图。这张行乐图用国画手法画着我父亲和一个孩子的像。从年岁上看这孩子显然不是我的哥哥。我母亲告诉我当时江南颇流行这种肖像画式的行乐图。这张行乐图是我父亲驻守无锡时因为查清了一桩谋杀案，捕获了凶手，因此，苦主即请人画了受害者的儿子和我父亲而送给他的。画上我父亲身着便装长袍左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顶，孩子面露喜色，张两手向上，两眼向侧上望着他。整个画幅除了肖像逼真以外，还使人感到两个人物之间所流露出那种抚爱与依恋的神态，甚为感人。
原来当时无锡豫康纱厂经理方寿颐，本系江阴祝塘人。无锡战起，方亦以年关迫近，遂携妻子儿女返祝塘老家。新春已过，战事平息，即乘厂中寿丰汽船赴祝塘接取家眷。3月2日上午方偕妻子儿女返锡途中行至塘石堰地方，突被三个兵士登船开枪打死，并将其随带钱物洗劫而去。此案一出，我父亲即亲自督办审理，最后终于捕获开枪打死方寿颐之齐军散兵，并查清主谋即该厂机务主任孙某，意在谋夺该厂产权，因而收买齐军散兵将方害死。此案一结，方寿颐之老母特携其孙儿（其子之遗孤）自江阴赶来向我父亲致谢，后遂以此行乐图相赠。
我的父亲在无锡所办之另一件较有影响的事是保护学校。苏奉战起，适逢学校寒假，因此学校遂成为双方军队来往常驻之所。自我父亲莅锡之后，即勒令一切军队即日退出学校，归还占用校舍，明令学校不得驻兵。同时宣布各校开学在即，教职员工到校及往来均受到特别之保护，拉夫封船不得影响学界交通安全。遂使无锡十余所学校按时开学，顺利复课。
我父亲早在江苏军官教育团时即雅好京剧。这次到锡之后，竟于四月间发赈济兵灾义演三日。除邀请沪上京剧名伶数人之外，他自己也粉墨登场演出两场，第一天演珠帘寨之李克用，第二天演梅龙镇之正德帝。由于他的提倡这次义演竟为兵灾赈济筹款达四千余元之多。因为我父亲在锡澄驻防期间，既整饬了军队，又同时致力于民事，遂使他这个奉军将领给人留下了不同凡响的印象。因为当时，江南一带人民对奉军的印象极坏，而他的所部及他本人都表现出与一般奉军部队和将领不同的风纪，遂使锡澄人士不得不另眼相看。
我的父亲于四月初离开无锡以后，即北上调防至山东临城、滕县一带驻扎。张宗昌调他到山东临城驻防的目的，主要想巩固山东地盘。原来前一年，临城因土匪孙美瑶部发动的临城劫车案而闻名中外。同时，临城又是曹州的门户与屏障。曹州的吕秀文部据守曹州已有一年多。这一股部队的存在遂成为山东执政当局一块心病。一年多以前，冯玉祥与曹州镇守使的参谋长吕秀文有所联系，吕逐去镇守使徐鸿宾，宣布独立，并自称国民军第五军军长，大肆招兵买马不分良莠任意扩充军队，不听北洋政府节制，截留荷泽（曹州）八县正杂税收，滥充军用。当时山东督办郑士琦也一时无法处置吕秀文部。张宗昌入山东之后，曹州问题已成为山东心腹之患。因此，张即令褚玉璞率第三旅为左翼自兖州经金乡、鱼台直扑成武、单县；吴长植率第二十旅为左翼由济宁进攻郓城、巨野；我的父亲则率第三十二旅自徐州沿陇海路西进，在考城、商邱（清朝雍正帝为了避孔子<孔丘>名讳，下了一道诏，将所有丘都改为“邱”，因此商丘也被称为“商邱”）、虞城一带截堵，以免吕部溃窜河南。此时曹州会战已迫在眉睫。岂知正在双方积极备战之际，我的父亲却率两团人，自临城转徐州，沿陇海路绕道单县，竟于1925年5月14日夜兼程抵达曹县。曹县守将正是吕部主力补充第三旅旅长马士贵。他完全没有料到我父亲兵来如是之神速，毫无防范，我父亲所部几乎一枪未放就完成了对马士贵旅部的包围。次日早晨找到马士贵以后，马大吃一惊，竟至手足无措。我父亲当即晓以形势之利害，并担保马之身家性命安全。于是即以马之名义电召吕秀文至单县磋商解决曹事。吕秀文至单县后，我父亲即出示张宗昌之手令，吕、马以事前毫无准备，此事又忽落入我父亲军事势力范围，故只得服从，同意赴济南研究所部的遣散问题。正当此时，旅省曹州同乡，以曹属十一县自国民军吕部起事一年多以来，征调不已，地方财务损失不下百余万元，遂公推代表冉辑五等10人于17日上午晋谒张宗昌要求从速解决曹事，张当即出示我父亲自曹州来电，大略谓吕、高所部现已着手遣散，不至再有战事及拖累地方等语。诸代表阅后大出意外，一时欣喜过望，纷纷传颂，遂视我父亲此次用兵不管“李朔雪夜破蔡州”一般神奇敏捷。至此，拖延达一年之久，执政者颇感棘手，百姓困顿，并屡见于报章之曹州问题，终因一夕之突袭而获解决。
三十二旅自解决曹州问题之后，仍退驻临城、济宁进行休整操练，维持地方治安，与吕部军队相比则别有风范。因此，当时报纸记述其部队纪律状况说：“毕旅长所部之军队，纪律颇好，故市肆不惊，商民相安……”。（注一）到当年国庆节，张宗昌在济南举行大阅兵时，三十二旅又以组织最为完备而著称。
双十阅兵之后，10月11日青岛渤海舰队中之肇和、同安二舰忽在青岛以索饷为名宣布独立，并邀在秦皇岛停泊之海圻、永翔、楚豫三舰采取一致行动，该舰队代司令吴志馨劝说无效，只好电告张宗昌。张这时正准备赴曲阜祀孔，因此，13日车过姚村时，面授机宜，即调我父亲率所部赶赴青岛便宜处理此事。此时之渤海舰队计有大型舰船八艘。这些舰船大都是甲午海战以后，从英、德、日等国新购之船只。护法之役北洋海军南下，与当时在广东海域之部分南洋舰队船只共同组成护法舰队。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吴佩孚出任直鲁巡阅使，派人与当时粤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商洽舰队北归事宜，温以当时粤局久未安定，军饷空无保障，船只常不得修，且舰队官兵又多北方人，因而同意北归，各舰遂于1924年初陆续开抵青岛，设司令部于青岛定名为渤海舰队司令部。1924年底，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失败，渤海舰队又酝酿投奉。此举温之部属又未尽赞同，故遂借口闹饷宣布独立，实有驱温南归投长江舰队之意图。我的父亲抵青岛后，初即积极布防备战，后经与肇和舰主其事者磋商，海军方面提出三项要求：①撤换温树德，另由各舰推举司令；②发清欠饷；③不与东三省舰队合并，亦不更易现有人员（见晨报1924年，10月23日五版）。当时，温树德已自天津来电表示辞意，故第一、三两项要求均可照允，唯第二项则颇费考虑。盖当时渤海舰队积欠饷银已达三十九万元，再加各舰急需之修理费用四十万元，共八九十万元莫办。经我父亲与张宗昌及青岛有关财界人士磋商，遂决定由地方筹款加以解决。（注二）
渤海舰队风潮平息之后，我父亲调解之功遂为舰队官兵所称赏，经各官长协议推举，并经奉方报北洋政府任命，我的父亲于10月底就任渤海舰队司令职，领海军中将衔。
正当我父亲积极解决渤海舰队风潮之际，孙传芳在浙江组织了浙、赣、闽、苏、皖五省联军，兵分五路由浙江北部出发，直趋上海、南京。不到十天，孙传芳所部已占领上海、南京，奉系江苏督办杨宇霆、安徽督办姜登选均向北逃窜，孙遂以风卷残云之势把奉军逐出东南半壁。这样一来，张宗昌所据有的山东遂直接暴露于孙传芳的先锋部队的攻击之下。于是，张宗昌除组织兵力在徐州以南摆开战场，并下令新编之渤海舰队由海路攻击海州。海州守将孙军白宝山不战而退。不久，张宗昌所部在津浦路上任桥、固镇一带战败，前敌总指挥施从滨被俘后被孙传芳杀死。张宗昌失陷徐州，退守山东。我父亲也由海州撤退回青岛。孙传芳由于占领了徐州以后，他的五省地盘己经完整无缺，也就暂时感到心满意足了。因此，自11月初以后，山东对联军战事暂时告一段落。
这次张宗昌与孙传芳一战，充分暴露了张宗昌入关以来，不择手段扩充实力，搜括民财所造成的恶果。这次战役中除我父亲之所部得以全师而还外，张宗昌的其余部队无一不蒙受程度不同的损失。特别是备战中，张宗昌命令山东省银行以省行钞票兑换中交钞票及各商业银行银元票，然后又以之向各银行银号兑现，共获得现款银元一百五十万元，除已发饷八十万元外，所余大洋七十万元分装二百四十箱，竟在仓皇撤退中连同军事要件公文等全数丢失，而张宗昌却首先带领他的八个小老婆在卫队保护下退往临城。
自海州退回青岛以后，我父亲着手统一了胶东一带的政令和军事管辖权。原来张宗昌在我父亲来青岛之前曾一度任命尹得山为青岛戒严司令，以后又调第五师孙宗先驻青岛。我父亲解决渤海舰队风潮就任舰队司令之后，张宗昌于11月底又改任我父亲为海疆防御总司令，所有在青军队一律归之节制，因此，尹德山之戒严司令部亦被裁撤。尹德山原系土匪出身，是民国六年由鲁前督张怀艺招抚之部队，此人到青岛之后，即视青岛为一宝地，任意征调，滥施权威，纵容所部渔肉商民。自此，张宗昌令归我父亲节制，尹及其所部对我父亲从来以严正军纪约束部下自感不耐。另外，烟台镇守使张怀斌，原系张怀芝之胞弟，一贯据有烟台、登州一带。在我父亲率部开赴海州作战时，曾令张率部来青加强防务并任命张为胶澳护军使。现在因为我父亲已率所部回青，胶澳护军便亦奉令裁撤。但尹德山与张怀斌一旦进入青岛势力圈之后，都不愿遽然离去或服服贴贴受我父亲管辖。又因二人早有旧谊，现同时被裁撤调出青岛，故私下往来密切，颇欲有所举动。在这种情势下，我父亲遂决心以突发之势，在诸城包围缴械张怀芝所部主力，复派海军陆战队赴烟台解决张之其余部队；与此同时，又分兵高密解决尹德山所部。至此，胶东遂出现统一局面，政令及军队均归于我父亲管辖。至12月中旬，张宗昌正式委任我父亲为胶东护军使兼第八军军长。
这年11月底至12月底一个月之间，正是郭松龄倒戈反奉闹得热火朝天之际。张作霖在战事紧急之时，确曾电调渤海舰队前往葫芦岛、山海关一带助战，张宗昌亦允出兵相助。但军行尚未启动，郭松龄已在新民屯兵败被杀。1927年4月初我父亲被褚玉璞谋杀以后，曾有一种流言说：我父亲是被张作霖下令杀死的，因为郭松龄倒戈反奉之时，张曾电调渤海舰队往助，我父亲与郭同属奉系新派军人，故不愿前往，因此，张作霖怀恨在心，至此始下令将我父亲杀死。这种说法考之当时实际情况则颇为不经。从张宗昌来说，当时及以后对奉张感恩戴德之情均极深厚，虽当时舆论有张宗昌对郭与奉张采中立态度之说，但实际情况决非如此。此时，张宗昌所以不能积极援救奉张实有不得已之苦衷。盖当时张宗昌新败于孙传芳之联军，河南国民军岳维峻部又自西、北两方向济南逼近，济南外围八里洼之役，张宗昌险些被豫军抄了老窝。此时，张宗昌正处于自顾不暇之际。至于我父亲则实与郭并无瓜葛，此时也忙于统一胶东，驱逐尹、张。而且，我父亲以后多次见到过奉张，并无因某事，耿耿于怀的情状。所以，对我父亲被杀原因的这种说法，实在仍然不过是褚玉璞散布的嫁祸于人之一种流言而已。其实，我的父亲对于当时军阀之间这种走马灯式的混战是相当厌倦的。所以，1925年12月26日申报记者访问我父亲时，我父亲就当时时局发表意见说：“现下中国时局，混乱已极，是非颠倒，人民涂炭，皆由各大军阀自私自利，不顾国家所致，余自入军界以来，即抱定救国爱民主旨，凡有与此主旨违反者，即为余之仇敌……”（见《申报》1925年，12月26日六版）因此，我父亲在1926年初的岱南战事中，遂成为与褚玉璞主战派分庭抗礼的主和派，原来张宗昌自徐州战败退回济南以后，打出了“保境息民”的旗号，自称山东保安总司令，意图取得喘息与整顿部队的机会。但不久，属国民军的河南岳维峻部即接替孙传芳由河南东部向鲁西进攻。岳部南路为王为蔚、田维勤部，北路则为李才纪部。王、田原为靳云鹗的旧部，而靳实为吴佩孚系之大将。李纪才则系岳的嫡系部队。当张宗昌在济南外围打退北路李纪才部之进攻以后，靳云鹗又接受吴、孙会委的联军第一军司令来到徐州，并收回了田维勤、王为尉、陈文钊等旧部，遂由徐州向北经滕县、邹县进抵兖州、曲阜一带。这就是所谓的岱南战争。当时对靳是战是和，在张宗昌的部属中极为分歧。我父亲是主和最力者。他的主和主张在1926年元月12日青岛一次各机关首脑和各界代表会议上讲得非常明确。他说：“……若南部孙（传芳）杨（宇霆）之战，本不干山东之事，张督办（宗昌）原可袖于旁观，无如同属奉系（指张宗昌与杨宇霆）彼此有互援之义，遂有此次徐州之牺牲，以致山东亦陷于战事旋涡。现岱南、岱北，济西一带，已经十室九空，人民涂炭，惨不忍言。现完全未受殃及者，惟有胶东一带，将来战事延长，军用饷糈势必取之于胶东。以兵计之，月需百余万元，以区区一隅何能筹此巨款，故本人之意，极愿和平了结……拟以相当条件与靳议和，使南路战事告一结束”我父亲的这种主和主张，在数次由张宗昌召集的会议上都与褚玉璞形成针锋相对的意见。在这种和战未定的形势下，我父亲被调往兖州前线。元月15日他率所部击退豫军田玉洁以后，遂将司令部移驻吴村，但为了取得与靳云鹗接近的机会，他又只率少量部队前驻姚村。靳云鹗也是山东人，他对我父亲这种保护桑梓的认识多少有些理解。因为当时许多军人也包括张宗昌在内都倡导过“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口号。所以，靳于此时派出代表陈雷来到姚村。陈雷原是我父亲江苏军官教育团时的老同学，二人相见倍感欢慰。第二天我父亲就单骑随陈雷驰曲阜。当时靳云鹗和王为尉都在曲阜。他们见到我父亲奔走和议单骑冒险前来，均深赞其胆气豪勇，胸襟爽直。经过我父亲与靳云鹗的洽谈，双方和平条款已大体商定，后来又经靳云鹗与张宗昌亲自晤谈，终于取得岱南战事的和平解决。
（褚玉璞<左>、张宗昌<中>、张学良<右>合影）
岱南停战以后，我父亲即率所部回防青岛，而主战的褚玉璞颇觉不甘心，遂移军济宁，并委他前不久收罗的盗掘清皇陵的土匪军队孙殿英部为前锋进攻曹州。此时豫军李纪才部因靳云鹗与鲁军达成和议，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于是只得退守河南。褚玉璞进占济宁、曹州以后，竟将曹州镇守使吴长植及其兄弟吴长善诱捕杀害。二吴原属直系，故靳云鹗进入山东后，吴氏兄弟曾一度追随靳部转进。二吴与褚玉璞颇有宿怨，盖褚旧在鲁西南为土匪时曾被二吴追捕，并一度抄没其家财。此时，褚进驻济宁、曹州，二吴原拟退避，而褚则扬言和议甫成，已系友军，不计前嫌。殆入城后，竟突然将二吴所部包围缴械，并将二吴关押，复以土匪绑票之手段，勒索钱财后，将其杀害。此事发生后，靳云鹗及我父亲已营救不及，始不齿精之为人，自此，二人间产生较深之裂痕。
我的父亲与褚玉璞曾拜过“把兄弟”。那时褚玉璞看到他很受张宗昌的器重与信任，为了拢络张之左右，遂拉我父亲结拜金兰，嗣后不时摆出“长者”姿态对我父亲指手划脚，以老于世故者自居。据我的父辈对我父亲的评论，他虽不失为奉系中一员较有抱负的勇将，然而于应付褚玉璞这种无行狡黠之人则颇少韬晦之术。就他的为人来说，当时有这样一件事，多少可兹说明。张宗昌督办山东以后，为了扩充其实力，应付庞大的军事开支，曾在山东各地城镇加征房屋税与统税。这两项税额一出即遭到各地商民的反对。青岛的房屋税只得由我父亲断然下令缓征。这件事不免触犯了张宗昌的理财“大臣”祝仞千等人。就在这时，周村又发生了商民聚集1000余人焚烧税局，致使税局人员死4人伤2人的反对征收房屋税事件。张宗昌严命我父亲就近查办。后经当地军警拘获为首者4人，为了应付省垣命令我父亲只拟斩一人为殉，乃用拈阄法取决，拈出者为王克修，其人年始及冠，风神俊秀，我父亲甚惜之，又命重拈，不意拈出者仍为王，只得斩之。这件事当时及以后均颇为人所传述。由此亦可见我父系治军虽严，而为政则力疾宽厚。
1926年初，留在关内的奉系的两支部队，李景林的直军和张宗昌的鲁军为应付国民军、豫军和原直系军队的包围形势组成直鲁联军。上年底李景林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击下，退出了天津。待张宗昌在山东的局势有了好转之后，于是直鲁联军决计收复天津。张宗昌和李景林的部队虽曰直、鲁军，但他们均源出于奉系，因此，打通北宁线，建立与他们的后方的通畅联系，则是他们生死攸关的事。这样一来，则收复天津是他们势在必行的了。于是2月底张宗昌遂调褚玉璞由陆路，我父亲率渤海舰队由海路攻打天津。
2月28日渤海舰队决定分两组编队出发。第一组包括永翔、楚豫、华甲三舰，附商船一只载陆军一百四十旅之一部及陆战队一团；第二组为海圻、海琛二舰，附商船两只，载第一百三十九旅、第一百三十七旅。然而，正在这时，忽盛传北洋政府将发表我父亲为山东督办以代替张宗昌。奉张（张作霖）获悉确讯以后，即派专人赶赴青岛面见我父亲，询问他对于督鲁的意见，我父亲闻讯后于25日急发一通电表明心迹，并明确声言将拒绝督鲁任命，奉张当即复电极表欢迎之意。其电文有“我弟此电，非特自表心迹，其关于世道人心，良匪浅鲜，用特电复，以志嘉佩”等语。我父亲即于舰队出发的同时，乘政记利通号商轮到大连转沈阳谒见奉张。奉张非常高兴地接见了他，并面谕在座兵站总监米春霖，凡渤海舰队及陆军一应军需，充分供给不使缺乏，对他表示了极大信任。我父亲由沈阳到秦皇岛乘军舰赶赴大沽口去了。
他于6日到大沽口外后，即研究登陆作战计划。当时海陆军均缺乏登陆作战的经验。故第一次征发渔船三十余艘载海军陆战队及陆军约1000余人，在白河口登陆。不意该处滩岸过浅，拂晓潮退以后滩涂泥淖，后续部队接济不上，军队无法向纵深发展，以至被国民军击退。不久，渤海舰队又重新组织进攻。9日改由北塘登陆，自晨至午与守军鹿钟麟部激战不已，下午潮退后，已登岸鲁军只得拆毁北塘汉沽间两座铁路桥向东撤退。10日夜间鲁军复乘木船续登陆一千余人与前登陆之残部会合，向茶淀鹿部炮团猛攻。此时永翔、楚豫两舰忽驶往河口外之灯塔附近，发炮猛攻大沽炮台，即将大沽炮垒轰毁。国民军见形势危急立即后撤，岂知在北塘已登陆之鲁军，忽见兵舰后撒，将兵舰调整大炮射程误为失利逃跑，亦纷纷争上渔船逃命。永翔、楚豫只得停炮驶回 援接鲁军登舰撒出大沽口外。这次本来已经胜利登陆，竟因海陆军联络不畅转为败局。国民军鹿钟麟部因遭到鲁军两次夜袭登陆的攻击，决定将大沽口灯塔标志及浮标拆除，并在白河口敷设水雷，自11日起大沽口即被封锁，航运完全断绝。这件事竟因而引起国际交涉，外交使团于11日向段政府严重抗议，指冯军封锁海口为违反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撤除障碍，否则各国将自行采取行动恢复海口交通。12日，日本驱逐舰两艘从旅顺开抵大沽，经与大沽国民军联络，允许其进口，但二日舰驶入大沽口以后，与日先后抵大沽之奉军海军舰镇海、威海、定海三舰亦尾随日舰驶入口内，引起国民军之误会，炮台附近守军向日驱逐舰“吹云”号射击，日舰亦开炮还击，双方互有死伤。13日日方邀集英、美、法、意四国公使集会，15日辛丑和约八国向北京政府提出措词强硬的通牒。同一天日本公使更单独提出通牒向中国政府索赔。各国这一持强逞凶的举动激起北京各界极大忿怒。17日北京大学生及各界赴执政府请愿，要求驳斥八国通牒，勿为武力屈服，不意请愿代表竟在执政府前遭府卫队殴打。3月18月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后有数千人到国务院请愿，就在请愿队伍高呼口号时，执政府总理段祺瑞竟下令府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请愿者46人，打伤155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3·18惨案。与此同时，日、英、美、法、 意五国驻津海军代表会议提出通牒四项要求：①撤退渤海舰队；②撤去水雷；③恢复灯塔、航标；④恢复海口交通停止检查船只。分送渤海舰队司令及国民军鹿钟麟。据当时报载，我父亲于17日答复英舰卡拉尔号舰长同意渤海舰队停止攻击及封锁沽口，鹿钟麟亦于18日承诺五国要求。至此，渤海舰队及我父亲所率陆军进攻大沽、天津一事不得不被迫停止。但是南路由褚玉璞指挥的直鲁联军在马厂、沧州之间也遭到国民军的强烈抵抗，无法前进，两军在这一带展开了长达弥月的拉锯战。不过这时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奉张派张学良率军队经热河出关，已先后占领卢龙、迁安、东亭等地，21日更进占唐山、滦州。吴佩孚也联络齐燮元、吴新田、张治公等通电讨冯。冯系的国民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已步步陷于困境，便有退出京津，保全实力之意。21日，国民军下令总退却，22日鹿钟麟部从天津撤退。23日李景林原从天津撤退时，留在租界内的残部，由李的侄儿李书风率领占领天津。渤海舰队则于22日占领大沽，海军陆战队也于23日凌晨分乘永翔、楚豫二舰进占天津。我父亲随舰到津后略予布置即由小站赶赴马厂向鲁张报告。此时，张宗昌与褚玉璞尚被阻于马厂一带，直到24日下午才由该地赶到天津。
直鲁联军占领天津以后，在直鲁联军首领之间就出现了督直之争。原来，张宗昌与李景林在攻打天津之前，就有谁先打下天津就任谁为直隶督办的口头协议。但这次天津的占领却首先是因国民军主动撤退，其次李景林的侄儿李书风所率领之便衣及我父亲所率领的海军陆战队都于23日占领了天津，所以不论是从李景林或我父亲中任选一人出任直督均尚可说是符合原来口头协议，不过，这样一来引起了褚玉璞的严重不满。25日晚上，李景林在日租界新民大会堂设宴为直鲁军首领洗尘，褚玉璞就推故直至三请而后到。席间讨论进攻北京问题，李景林提出请褚任前敌总司令以探褚的意图，褚当时就骂骂咧咧地说：“我领兵苦战500多里，兵力已乏，到天津后给养无着，再向北攻，都要饿死的。”当时，我父亲也看清这种情况，于26日晚在国民大饭店设宴招待同事及新闻界时公开表示完成攻津任务即将南返，决无在津任职之意，次日并发一通电申述表白自己的心意。4月初，我父亲即率渤海舰队并运载所部陆军返回青岛。不久，褚王璞经过再三推让之后就任了直隶督办。
直隶督办之争，是褚玉璞日后谋杀我父亲最根本的原因。当时在我父亲来说一则口头公开表态，一则通电表露心迹，自认已属光明磊落，但实际效果则适得其反。盖就当时的形势而论，正如申报天津通讯所说：“……张氏左右惟得力之人为毕庶澄，屏国民军之诱致，拒北京之命令，一力为鲁张筹战备，胶济路之安全，兖济前敌之收束，以至大沽海军之威胁，沧州前线之参战，非特张宗昌、李景林感之，即奉张亦目此少年将军为忠于所事也，故直督一席，在奉之意尚欲畀之毕氏……”（注三）我父亲确实是禇玉璞觊觎直隶督办一席的眼中钉。如果禇玉璞能抢先进入天津则直隶一席尚可心安理得地攫取到手，不幸他在入天津时又恰恰落在了后面（注四），所以，虽然我父亲公开表示态度，无意追逐职位，确有让贤之诚，而褚玉璞却总觉颜面无光，我父亲在世一日，总是褚理亏的活见证，因而成了褚的一块心病，这就构成褚玉璞后来处心积虑要除去我父亲的根本原因。而且在杀害我父亲之前后都要利用他的影响歪曲这一段历史真象（注五），为他的督直张目，掩饰他觊觎官位的贪婪野心。这段公案的是非，直至他二人都已死去后多年，也还有褚玉璞散布的谬说流传，可见当时褚玉璞为这件事与我父亲结下何等深切的仇恨，以致连当时的一些人士也都不知真相。
我父亲自天津回到青岛以后，即着力于军队的休整训练，他自己也处于闲逸之中。4月20日正是青岛汇泉公园樱花盛开之时，这里举行了游览大会。园中建了一座“澄清亭”由我父亲手书楹联一副“坐花醉月，吞海衔山”八字。这是他留下的惟一手迹。
这年的夏天，我父亲因为要取出他留在背部的一颗弹片又到了天津。原来这还是1924年滦州战役负伤时留下的，就在天津手术后休养时，他无意中与褚玉璞结下了又一次怨仇。褚玉璞的三姨太（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秋海棠》等一些文中说是五姨太）原系一名红妓女，褚玉璞不在天津时，她就与外人有染，并在新旅社租有长期房间以便与人幽会。当时天津有位京剧演员刘汉臣，在京津一带颇有名气。刘是天津京剧世家，十余岁即登台演出，是他母亲守孝的独子。他母亲的家教极严，年幼时每晚下戏都是他母亲守在后台接他回去。后来与他同班搭台的武生高三奎与他交好，高比刘略长数岁，无形中成了刘的保护人。褚玉璞的三姨太在看戏中看上了刘汉臣，于是托人向刘汉臣表示心意，而且每逢刘汉臣上戏，褚三姨太必坐前排捧场。刘被纠缠不过，就与高三奎躲到北京鲜鱼口三庆戏园搭班去了。但是这时，三姨太迷恋刘汉臣的风已经吹到褚玉璞的耳中。褚玉璞外貌猥琐，五短身材，最忌人以武大目之。所以立刻令他的督察处长历大森以敌探的罪名捕杀刘汉臣等人。历派便衣多人到北京在戏园后台将刘汉臣和高三奎绑架到天津。当时梨园界的人获悉消息以后，知道我父亲在天津养伤，就纷纷求我父亲去救人说情。我父亲立即往见褚玉璞，褚玉璞一见我父亲，就说：“今天一定让老弟高兴而回，先打牌。”于是摆下一桌麻将。岂知麻将打到近午夜时分，外面忽有数声枪响，我父亲立刻觉察到人已被褚玉璞杀害，不觉大怒，推牌甩袖而去。褚玉璞对他这次说情更加怀恨于心，所以，1927年在谋杀我父亲以后，还指着我父亲的尸体跺脚说：“我看你还给我摔牌。”
（刘汉臣便装照）
（刘汉臣剧照）
（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秋海棠》一书影像）
（根据此案改编由吕玉堃、李丽华、仇铨主演1943年版电影《秋海棠》剧照）
我父是学生出身，作为他的信条是岳武穆公的那句“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财”的名言。他死后留下的日记的扉页上就有他手书的这十个字。尽管在追随张宗昌的十余年中，耳濡目染不能不受到较深的影响，然而，他与他们在思想抱负上、作风上都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在他管辖胶东甚至有督理山东的可能性之后，引起张宗昌左近一些人包括褚玉璞在内的妒恨，而且，他又年轻气盛，不免有意无意中得罪一些人。这年7月底程国瑞即率部东调，大有进占青岛之势。程国瑞是山东掖县人，曾是刺杀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凶手之一。因为在这件行刺事件中与张宗昌有特殊关系，所以一直追随张宗昌左右。因此，也被认为最有抢占胶东之能力。保护桑梓，我父亲决计抵抗，以免在这些虎狼之辈的控制之下，胶东遭受更大的涂炭。于是一方面陈兵高密、胶县；一方面发出通电表明态度，其电文大略谓：“…夫庶澄以稚年而膺重寄，功业未立，信义不孚，从毁召忌，在所难免……以武穆精忠，武侯之尽瘁，能流万世之芳，而不免一时之谗，矧在今日，言行功业，不逮万一者，又焉能缄奸宄之口，而平宵小之心耶……”不过胶东的战事终于未能发生，张宗昌一纸通电确定了程国瑞的第三军与我父亲的第八军以胶济路上的岞山为两军防地分界，至8月初这场纷争暂告平息。
10月间，我父亲巡视胶东各地防务，在烟台指挥王泰团，在镇海炮舰的配合下终于肃清了盘据长山岛一带十余年的海匪，救出肉票370余人，幼童41名。这股海盗船约20只，人数近百，他们每年春秋两季分头在直鲁沿海劫掠，事后即各分赃，逃往天津租界过活，如此祸害沿海人民与行旅客商已十余年，现终被一网打尽。
1926年底，南北局势已日趋紧张。北伐军事节节胜利。9月底北伐军攻下了武昌，吴佩孚败退到河南边界。福建周荫人12月初也从福建败退，逃往浙江温州。江西方面，孙传芳于11月初失守南昌，退回南京。五省联军的其余各部也分别退往杭州，安庆、芜湖、宿松、太湖各地。至此新老直系军阀在北伐军攻击下，已呈全面崩溃之势。此时，北方军阀政府只好电迎张作霖入京主政，张宗昌的鲁军也突然身价高涨起来。11月初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司令”，北洋政府遂处于奉系军阀的保护下，实际上成了张作霖的傀儡政府。此时，鲁军也决定过徐州南下，接替孙传芳的军队，抵挡北伐军的进攻。
我父亲于1927年2月24日始率其第八军抵达上海，驻扎于北站，以数节列车为司令部。此时他的全衔是：直鲁联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26日他答复上海著名《字林西报》记者说：“我军此来专为维持上海之治安秩序，劝导工人复工，并为保护中外居民……”他的所部大部分散驻防于苏常及松江等地区，渤海舰队虽已准备有四、五艘军舰来沪，但因长江舰队杨树庄反对，一时尚无一艘到沪。上海的军事形势又极不利于作战，如果无海军为后援则后退无路，军队遂处于绝地。我父亲到上海后，上海军事形势已相当严峻。孙传芳已经完全丢失了浙江，其主力部队周荫人部已退守上海闵行一带。南京和上海都处于兵临城下之境。而我父亲的军队除陆军大部南下，海军仍留守青岛。他南下的部队又分散在上海外围一条扇形的防线上，北起江阴、宝山，西至太仓、昆山、苏州，南至松江、青浦等地。所以，从到上海以后，他的司令部一直设于北站，他无日不奔波于上海外围防线之间。3月中旬，原来准备归服奉方的长江舰队，现在看到北伐军凌厉之攻势，其司令杨树庄秘密到九江接洽，至此表面揭出独立旗帜，实际已改投北伐革命军。这样一来遂断绝了直鲁军海上之联系。这时，张宗昌新委的淞沪商埠督办吴光新却到了上海。他忙于匆匆就职，大宴宾客，铺摆排场。吴光新原是段祺瑞的外甥，曾任过段政府的陆军总长，在军事上为一有名的常败将军。张宗昌1922年在东北即结识了他，其时吴光新正在绥芬地区开办一烟土公司。后来奉军进关，张宗昌于1924年到上海时吴光新又成为张宗昌与地方各方势力结识的牵线人。此次，张宗昌委吴为淞沪督办不过是接替李宝章之空缺，希望配合我父亲处理上海纷云复杂之关系而已，并兼有监视之意。原来我父亲自进驻上海之后，看到北伐军事顺利推进，南方之统一，与清明之政治气氛，已有投南思想之萌发。所以他到上海之后即委参谋长冯占元与政务处长马芹甫，挽出驻沪国民党要人张斯尘、罗觉向江苏特派员钮永健输诚。正在此时，上海左近之形势已发生急转直下之变化。海军杨树庄投南，浙军周荫人则自沪南闵行、松江防地不战而溃向江北南通撤退。西部战线，安庆撤守，南京吃紧。我父亲遂于此时决计接受北伐军委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职务，而于3月21日复电张宗昌拒绝将所部撤往南京，同时，截断一切与南京之电讯往来。此时，我父亲之没有断然公开表态，主要是因为他正积极调渤海舰队南来。据当时任我父亲书记长的张履贤舅父（山东荣成崖头集人，是荣成清末著名学者张水三的次子）说，他于20日接到我父亲的电报，命令立促渤海舰队南来，并同时保护眷属撤退至上海。21日即持电报奔走各舰通知，永翔舰长丛树梅欣然应允，但到肇和舰时，舰长赵梯昆却推说舰船待修，并无端将我舅父扣押舱内，直至深夜才将他放出。这样就贻误了舰队南下时间，而恰恰于此时，上海工人爆发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第八军驻上海的部队四面受敌，我父亲在北站的司令部经过激战后也被武装工人占领。与此同时，白崇禧及薛岳部周凤歧第廿六军亦突破松江防线进抵上海。在这种混乱情况下，我父亲只好率残部退入租界，并电告青岛渤海舰队及眷属均暂停南下。3月24日午后二时我父亲与吴光新均乘日船“神丸”抵青岛，吴未下船就直接到大连去了。我父亲回到青岛以后，头一件事就是赴徐州见张宗昌报告退出上海的经过。根据当时报纸消息与通讯社电讯他是3月26日由胶济路乘车到徐州。此时，鲁军已从江南全面后撤至江北。张宗昌自南京失守后也已退到徐州。据各方面消息证实张宗昌对我父亲退出上海情形“极为谅解，令其重整部曲力图振刷”，并拨给我父亲20万元以备回青整顿旧部。我父亲回青后，果然首先缴了肇和舰的武装，撤换了舰长。重新组建了从上海乘“西京丸”撤回之部队和从海州撤回之部队。但是正在这时，我父亲竟意外地被褚玉璞谋杀了。
我父亲的被谋杀，在他死后曾有几种颇为分歧的说法，但当时属于我父亲的亲信或我的家族中的说法则大体上是一致的。大家普遍认为我父亲是被褚玉璞所谋杀的。原来张宗昌在徐州见到我父亲以后，并无意杀害他。因为张宗昌此时正要笼络他，继续为他效命。而且张宗昌为人的一个特点是心胸大度，极能容人。所以，传说中说张宗昌在我父亲死后曾大哭一场，并认为他自己的事业也到了尽头。我父亲的被杀害则完全是褚玉璞的阴谋，原来1927年4月褚玉璞在南京失守后继我父亲到了徐州，带着当时上海的一些电讯质问张宗昌，为何将我父亲放走，并主张坚决“处置”他。就张宗昌来说我父亲的投南他尚可理解，其原因是连张宗昌也曾有过投南的打算。（注六）而且，褚玉璞在南京失败得更惨。所以，张宗昌只是在褚玉璞坚决主张下，才答应褚玉璞“处置”我父亲一下。褚玉璞此时对我父亲私心已恨之入骨。因为禇玉璞这次南京失守之败较我父亲上海之败尤惨，上海之败尚保存了一定实力，褚玉璞此时部队之元气大伤。同时，褚玉璞也自知他决不会见容于南方。因为，褚玉璞督直时，惨杀之革命党人甚伙（注七），这次借杀害我父亲，也为对一切有投南打算者的一次震慑。4月4日他以长途电话邀我父亲赴济南商谈军事。此时，已有人从徐州电告我父亲提防褚玉璞的阴谋。我父亲接电话以后，曾商议他的亲近部下，当时不少人均主张不去，但他还是要去，并认为“去”可以一明究竟。他的卫队团长马文龙也表示一定保证他安全。马文龙系在东北五站时由我父亲收编的一名连长。此人可双手打枪枪法极好，他的妻子为一白俄妇女，亦善骑射。于是他们就连夜乘车赶到济南。他们一行到达济南约为5日中午11时，褚玉璞收罗了曾被我父亲从胶东赶走的尹德山埋伏在车站附近并派了自己的副官诳说褚玉璞在制锦市公馆等候。据当时形势推测，我父亲以为即使有何不测褚玉璞定会出面，则或可对其武装劫持。岂知到制锦市后，褚玉璞根本未露面，而其伏兵突出要缴我父亲的械，马文龙见事情危急即架起我父亲向外冲杀，此时，乱枪打来遂将我父亲及马文龙打死。当时各有关报纸或说我父在车站被捕后枪决（如民国日报）。凡此种种均非确实，或为记者忖度或为褚玉璞后来之“官方”消息而已。盖我父亲死后灵柩运回青岛，我伯父曾开棺亲自验视发现上身计有七处枪伤，而头部无伤。由此足可证实褚玉璞未能将我父亲逮捕，而是于冲杀中被乱枪打死。马文龙同时被杀亦足证明如果我父亲系被捕后枪决，则马文龙决无被杀之理由，尤其马文龙死后褚玉璞宣布马文龙之罪状，一望而知显系临时捏造之“莫须有”罪名。（注八）我父亲死后褚玉璞遂矫造张宗昌手令，宣布我父亲“通敌罪状”，同时又将我父亲灵柩移厝趵突泉西药王庙开吊三日，借以安抚张宗昌之心。当时各报报道我父亲被害消息时，均有“张宗昌贷之不责，褚玉璞坚主严惩”之语。同时，我父亲死后，“军政界往吊者甚多，金寿良，林宪祖（金为省参议长，林为省长，均为张之亲信）均亲到。”（申报1927年4月9日济南电讯）亦足证我父亲确为褚玉璞所谋杀 （注九），而断非张宗昌本意。褚玉璞谋杀我父亲以后，遂大肆散布流言，将责任全部委于张宗昌，或编造诬蔑言词说我父亲据守上海“形同儿戏”以掩饰他在南京之惨败，甚至有的报纸居然报道说褚玉璞在我父亲死后“伏尸大恸”。
我父亲被谋杀时，年仅三十四岁。他在奉系将领中可算得最年轻的军事领袖之一了。他的死，赢得不少人的惋惜，当然也有些人觉得快意。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此时正处在自己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因为“投南”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弃暗投明的选择。但可惜在关键时刻，一误于等待渤海舰队南来，二误于低估褚玉璞之暗害阴谋，贸然赴济，一日之间遂至性命与事业具付东流。此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也。而且在他死后只好由人褒贬，不复顾及当时之事实（注十）。 现在距他去世已六十余年，我仅据确凿史料与耳闻及所见匡正当时传闻之误，希略有助于对我父亲的了解，有补于历史之公正确切。至于他个人历史的功过则只有待于史家的评判了。
注释：
（注一）：见《申报》民国十四年（1925）5月22日九版记者评述《曹州问题要求后之要讯》。
（注二）：这笔海军军费共约80万元，均由地方财界筹集及截留港口、胶路部分收入充用，俱见当时报载解决渤海舰队风潮的有关报道通讯。
（注三）：见《申报》民国十五年（1926）4月3日五版《天津通讯》。
（注四）：①张宗昌与李景林进入天津前，曾有漾电（23日）到山东省督办公署。该电文曰：“我军自津浦全线敌人击溃后，我军徐军长源泉、铁甲车队、海毕总司令率海军陆战队于漾早入津……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漾子印。” ②《申报》民国十五年（1926）4月9日六版《鲁督长问题难解决》述评一文有如下论述：“……当去岁泰安战前，以毕庶澄之功为最大，解散曹州国民军，收抚青岛海军，解散张怀斌、尹德山部皆毕氏一人之力……今次天津之役，褚玉璞在沧州泊头间，虽不无血战之功，然先入津者实为毕氏，毕截获国民军军械一船，亦为国民军退却之一大原因。”
（注五）：《山东文史资料》第三辑，李恒珍所著《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一文：“直鲁联军的褚玉璞部首先进入天津，占了督署，并在天津屯扎驻守，其它各军都向北京追击前进。毕庶澄的第八军及海军兵舰若干艘，由海上进军，中途毫无阻拦本是捷径，但到大沽登陆后，前卫进抵军粮城时，褚玉璞已经到了天津，电报到了沈阳，张作霖确定发表褚玉璞为直军务督办。毕庶澄晚了一步，督办的宝座已经无份，心中甚为不快，从此与褚玉璞常闹意见，发牢骚，为后来被褚玉璞枪决留下伏案……。”
（注六）：1926年10月间，张宗昌为了达到夹击孙传芳之目的曾一度接受杨度建议准备归服广州政府。
（注七）：①据《山东文史资料》第三辑《褚玉璞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一文，褚曾捕杀江震寰等15人及中共天津地委李季达等同志。②《申报》民国十六年（1927）4月26日六版载褚捕杀国民党人赵遵三、倪志等十五人。
（注八）：《民国日报》民国十六年（1927）4月8日四版及《大公报》民国十六年（1927）4月8日三版均载褚玉璞宣布马文龙罪状有卫队团长马文龙久在胶东一带“扰乱地方”之语。既曰卫队团长，又曰久在胶东一带，扰乱地方，其胡乱矛盾非常明显。
（注九）：《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王翰鸣著《张宗昌兴败纪略》一文载，褚玉璞谋杀毕庶澄之后，当即将此事告诉正在济南之王翰鸣（曾任张之参谋长及第十一军军长）。王惊问为了什么？褚无以答对只好说“不能说、不能说、你也不要问……”按如褚仅为执行张之命令当可直说，故此亦可证明为自做主张谋杀毕庶澄后，逼张承认既成事实。
（注十）：据《申报》1927年2月24日至3月22日载，几乎每日均有有关毕庶澄行踪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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